汉朝以后，蓄蛊的传说越来越多，甚至还到了影响立法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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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李世民有些不自在，大臣们也有些尴尬。
大唐就是那个因为“蛊”立法的朝代之一，《唐律疏议》卷一八里记载：“蛊有多种，罕能究悉，事关左道，不可备知。”
“原来没有蛊啊，怎么民间那么多有关于蛊的传说？”尉迟敬德还挺好奇，“我都听说过什么蛇蛊、蜈蚣蛊、蟾蜍蛊，原来没有？”
天幕这个态度很明显，尉迟敬德也不傻，能看出来。但是没想到传说了几千年的蛊，竟然不存在？
长孙无忌笑了笑：“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蛇、蜈蚣、蟾蜍本来就有毒，人们出于畏惧就传说到蛊身上，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各种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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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唐朝，名医许仁则看到这些，摇摇头笑道：“所谓的蛊虫，不过是人心害怕，畏惧爱恨情仇，害怕因为未知事物生病病死，就如同杯弓蛇影，看到影子就以为是蛊虫，自己吓自己。”
他的小徒弟还有些不敢置信：“师父，那如果真的有蛊虫呢？”
“没有如果。”许仁则直接否决，并且给出例子，“我接过许多自称被下蛊的病患，其中有不少其实就是痢疾，或者其他疾病。”
说完他告诫自己的徒弟：“你要好好学医，民间不懂医术以为是蛊，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才能对症下药。”
徒弟连连点头：“是师父，徒儿记住了。”
伴随着民族融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开始有了“蛊”和“养蛊人”的说法。
更为落后的地方，往往是被认为有“蛊”的一方，甚至被
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
起初，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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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以前，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唐宋以后，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两广、云贵川等地，尤其是江西、浙江一带；
到明清时期，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
这其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
比如北方人南迁时，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养蛊人”下蛊了。
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蛊毒”的真相，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
所谓“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在古代经常存在。
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
比如广州，曾经被认为是“岭南多瘴气”的地方，是有“蛊”的地方，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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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云南大理，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
“大唐时期，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反倒是如今，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蓄蛊’，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既然这么害怕，那还过来做什么！”
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云南一直自成一体。
唐朝时是南诏国，南宋时是大理国，都没有过“蓄蛊”的史料。到云南被并入中原，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就开始有了“蓄蛊”的污名，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
最可怕的是，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选择了污名化。
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中蛊”的大夫能发现“蛊毒”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不少文人也发现了，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同样认为“蛊毒”是疾病，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但是很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
被传“养蛊”的地方，只能靠经济发达、与外界文化融合后，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摆脱污名。
就如同“打旱骨桩”一样，“旱魃”总被选定为弱势群体。“蛊女”“养蛊人”同样选择的是弱势群体。
寡妇，孤女，孤僻的老婆婆，病歪歪的独身男人，这些都是被指认是“养蛊人”的主要社会人士。
明朝的苗寨里，一位正值婚嫁期的少女突然泪流满面。
她的父亲早逝，母亲成了寡妇，带着自己靠着上山采药卖药为生，没想到却被寨子里的人说她母亲是“蛊婆”，各种排斥，村里的小孩要么欺负她，要么畏惧她躲得远远的。
本以为长大后会好很多，可是
（）长大后，因为她母亲是“蛊婆”，没有人家愿意娶她，让母亲暗自垂泪，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女儿。
可是少女知道，母亲根本不是什么“蛊婆”，知道些药性也是因为常年卖药，跟药铺子合作认识的。
“我娘若是蛊婆，那些背后说我们坏话的，一个也不会放过！”
少女擦擦眼泪，恨恨道。
尽管天幕为她母亲平冤了，她哭出了多年来受的委屈，可是母亲受过的委屈，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两句话就能抹平？
“阿娘，我们搬走吧！搬去一个大家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少女对着母亲提议道。
母亲却摇摇头：“到了异地，我们是外乡人，还是被欺负的那个，别人听到我们的口音就会知道我们是南方人，会怀疑我们孤儿寡母逃到外地是不是蛊婆。”
少女犹豫了：“那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