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战乱时期，还有军队故意去盗墓求财，放火烧墓，谁知道毁了多少。
“这盗墓，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你能管盗墓，管得了天灾吗？”李斯难得跟不对付的淳于越说几句好听的，“放心，天幕强调了甲骨文的重要性，以后大家不会再随意破坏了。”
夏无且也道：“还有，医学发展，大夫多了，大家有了正规大夫就不会乱吃
（）药。”
淳于越忧心忡忡一叹：“但愿如此吧。”
现在知道甲骨的重要性，没准民间盗墓取甲骨的更多。淳于越依然担忧，但也知道，只有担忧徒劳无益。
在大秦繁华稳固的时候，朝廷可以禁止，到了战乱，谁都顾不上，为了活着什么不会做。
他只能隐晦的看一眼始皇帝，希望始皇帝活得更久一点。
起码，先把目前大秦的烂摊子解决好。
咕咕个人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商周以前，比如虞夏时期，对文字的管控更为严格，连遗址里也不会存放。
各朝各代的文明是先后相继的，周天子以“君权代神权”，商君王以神权捍卫王权，这是一个从神走向人的过程。那么会不会在商朝之前，夏朝，甚至虞朝，对神权更为尊崇，对文字更为垄断，以致于不会在人间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为什么咕咕有这种推测呢？这也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部分态度逆向推测。
春秋战国时期，“法”开始不断向民间普及，反而激怒了旧贵族。
足以看出传统王室的态度——对文字、文化，占有绝对霸道的垄断权。
公元前536年，子产当上郑国的执政大臣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遭到了晋国大夫叔向的激烈抨击；
公元前513年，晋国大臣赵鞅、荀寅将范宣子执政时修订的刑书铸于鼎上。这也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遭到了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激烈反对；
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私造刑书，写于竹简，称之为“竹刑”。在竹刑中，他明确反对礼治，提倡“事断于法”，主张实行法治。
邓析认识到民智未开的恶劣影响，主动把刑法刻在竹简上，做成“竹刑”，比刻在铜鼎上的法律更便于携带和传播。
邓析把“竹刑”在民间传播散发，并且鼓励庶民参政议政，甚至还专门替人写诉状，帮庶民分析诉讼技巧，还帮人打官司，类似最古老的“讼师”。因为求助的人太多，忙不过来，邓析就开办私学，来讲解“竹刑”。
“竹刑”大盛，庶民知道了哪些事违法哪些事不违法，不再只是贵族的一言堂，开始不服官府的以权势压人。
后来郑国大夫驷歂掌权后，对邓析更为不满。
公元前501年，驷歂以“竹刑”中的法律，抓住漏洞杀死邓析，还挂尸示众，以儆效尤。
此后，各家学说都把邓析当成反面教材，无论是《荀子》还是《吕览》，都是站在统治者阶级的位置，出谋划策如何管理庶民。
。
“郑国说好听点是民风淳朴，说难听点就是极其保守。”此时，大秦百家汇聚的地方，名家的后人听到天幕说起名家先祖邓析非常高兴，开始当着百家弟子的面分享先祖的故事，哪怕被郑国后人用死亡视线注视也无所谓。
“邓析见到民间浇水只能用瓦罐去背水，就设计了桔槔，结果反而被无知农人嘲笑！”
墨家弟子闻言觉得有些耳熟，好奇问道：“什么是桔槔？”
名家弟子道：“在河边或者水渠边树立木桩，把一根较长的横杆架在木桩上，一头系上水桶，一头绑上石块，这样可以从地处提上水来，可以省很多力。”
“哦，这不是‘称杆’吗，有的地方叫‘吊杆’，原来你们叫‘桔槔’。”墨家弟子顿时了然。
这个东西并不是郑国邓析原创的，在商朝时期就已经有了，非常原始，而且因为结构简单、材料易得，在其他地方也有使用的。
墨家弟子瞥了一眼还在出言抗议的郑国人，在心里默默附和：这都能说奇技淫巧，的确无知保守。
“原本一天只能浇一亩地，用了桔槔这个可以浇一百亩，但是没用，还是不用。”名家弟子又开始嘲讽郑国人，“不用就罢了，还冷嘲热讽，说是奇巧淫技，带坏人心。”
墨家弟子默默嘀咕：桔槔也没这么夸张，还是需要人力的，一天一百亩，大力士也受不了。
但是看着郑国人和名家弟子开始习以为常的吵架，很快其他百家弟子也加入，墨家弟子默默后退。
不行，天幕讲得知识太重要了，不能吵架，免得错过，让其他人去吵吧，他们墨家趁机多学点，日后也来个“墨家科举”，嘿嘿！
且不论儒法之争，新旧贵族阶级之争，单纯以文化的角度看，在那个只是被垄断的年代，“竹刑”对平民的普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开启民智，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夏有《禹刑》，商有《汤刑》、《甘誓》、奴隶五刑，周有九刑、《吕刑》。只是以前只局限于贵族和官员，只有邓析把刑罚刻在竹简上传到民间，天幕竟然还会因此赞赏他？”
李斯开始反思，难道大秦的法律没有彻底得到贯彻，也是朝廷的推广不足？
“普法，开启民智，原来‘法’也可以如此重要。”扶苏喃喃自语，再一次对“法”有了新的认识。
他下意识抬头看向父亲，还没开口，嬴政已经看出他所想，淡淡说道：
“现在大秦有纸，也可以普法。”
扶苏第一次主动伸出对法家的橄榄枝：“此事，儿臣愿往。”
李斯惊讶地看了一眼扶苏，他不是亲近儒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