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被儒生压制在头上许多年的其他百家感到了一阵畅快，顿觉扬眉吐气，甚至很想当面嘲讽一句：
你儒家也有今天！
。
“王者的霸道？后世似乎对我蒙元不开科举并没有什么意见。”真金越看越不理解，忍不住当着父亲的面出声，“莫非后世也不学儒？”
忽必烈突然沉声道：“真金，你好好看看。”
“父亲，我……”
“你不是总认为我不懂儒家，认为我不懂文化，现在好好看看，未来的华夏。”忽必烈深深看向太子真金，“天幕屡屡提到‘科技’，提到了农耕、工业、商业、医学，提到了兵家墨家，唯独对儒家多有贬低，并没有提到士农工商的‘士’。你自己好好看，好好思考思考。”
“是。”
真金也不理解，士农工商，不是士在最前面吗，为什么天幕一直不讲“士”？
难道后世完全没有“士”？
可治国只要靠的就是“士”，没有文士，后世怎么治理的国家？
身为太子，他选择哪一条道不仅仅是个人喜好，也有他自己的政治偏向。如果扶苏认为大秦百姓应该休养生息一样，他作为未来的元二世，同样认为元朝不应该继续征战，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应该休养生息，恢复农业和生产。
他不是傻，也没有儒家洗脑，同样不认为扶苏被儒家洗脑了。
作为太子，作为未来的皇帝，一直是很清醒的在选择未来的治国方案，只是很明显，都不被开国君王所喜。
真金不知道，天幕提醒了母亲和自己的死后是改变命运，还是改变不了，但他必须想要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到底适不适合眼前的大元。
蒙元非常好战，重视工匠与医学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军事所需。
在频繁的战争中，南下的军队和北上的民众，使人口不断迁徙
（），让疫病更多的流传，加重了医疗保障的负担。
由于军事、贵族、百姓对医疗卫生的现实迫切需要，医学人才很早就引起了蒙古统治者的注意，即使在早期执行严苛的民族政策中，通译、医生、特殊工艺师乃至军将、官员，都会因特殊技能和机遇摆脱奴隶地位，成为被帝王倚重的人才。
“这元朝皇帝，反而比我们汉人自己的皇帝开明。”
明朝时期，有部分工匠小声议论。
老一点的长辈嗤笑一声：“想什么呢，开明的话为什么那么多起义的？你以为只有我们现在的皇帝一支起义军吗？大家都活不下去，天底下遍地都是闹事的。”
工匠有些不解：“可是天幕这个听起来不错啊。”
“立国之初，要收拢人心罢了。”经历过许多事情的老人冷笑，“等天下稳定了，汉人温驯了，就开始恢复真实的嘴脸。”
说着，他自己突然忍不住叹气：“别说这蒙古皇帝，哪个皇帝不一样哦。”
有外敌威胁时，就对自己百姓客客气气，各种政策各种福利；
一旦真正的天下太平，看似好像周围敌人都打平了，就开始恢复统治者的真实面目，奴役，压迫，随之而来。
老人对天幕上所谓的开明君王根本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后世。
不知道后世的平民百姓，还用受到这样的压迫吗？
千年以后的世界，与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1261年，太医院使王猷向元世祖奏报请求恢复因为战乱荒废的医学校，忽必烈下旨给中书省长官忽鲁不花，派遣太医院副使王安仁，悬挂金牌，前去随路，设立医学。
忽必烈下令，各科医学生必须学习《素问》《难经》两部医学理论著作，和由北宋太医院编纂的《圣济总录》，公元1284年，又令翰林承旨撒里蛮、翰林集贤大学士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
公元1285年，忽必烈再次下令，让今后从医者必须精通四书，这里的儒家四书是作为医者的道德要求“四书实为学之本，进德之门”，同时还要求掌握《尚书》《春秋》等儒家基本经典。但是大家需要注意，这时候已经属于医为主，儒为辅。
一句主辅不同，让各朝的儒生和医者再次掐起来。
元朝继承了宋朝的十三科，以及宋朝的针灸铜人，并且有了新的发展。
宋人王惟一用青铜浇铸的人体经络腧穴模型，在宋朝时供医学临床使用，并且绘制图经颁布各州。两个铜人一个放在医官院，一个放在相国寺。
到元朝时期，因为战乱，也因为年久失修，王惟一铜人损坏到无法使用，直到1265年，尼波罗人阿尼哥将之修复完成，被安置在了三皇庙，再次恢复使用。
三皇庙内有历代名医像，东有神机堂，神机堂里就放着铜人、针灸图二十四幅。
五脏旁边注释为溪谷所会，各为小窍。
又刻针灸经于石，
其碑之题篆是宋仁宗的亲笔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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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这不是我大明的针灸铜人吗？”大明太医院的太医看到天幕放出来的针灸铜人模样，顿时觉得十分熟悉。
洪武年间，针灸铜人被朱元璋从三皇庙取入宫中，只留下图经，从此，针灸铜人就成为了深宫之宝。
从此之后，不少学医者会把铜人腧□□描摹下来，拿回家中，在书房甚至卧室的墙上悬挂经□□，日日观看，早晚查看审视学习、
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古代的中医馆，挂着腧□□；
现代的中医馆，墙上依然挂着腧□□。
荆咕将古今两个中医馆的图片并排放在一起，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对比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