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不报忧就是这个道理。之前的我不明白，常常在电话里说北京的天气太坏了，皮肤脱皮得厉害，上个月吃错了东西，还去医院打了点滴，还会在半夜三更打电话过去，什么也不说，就只会一个劲儿地说，爸爸，我想你了，妈妈，我想你了。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这样的电话，让他们总是给我寄来各种皮肤软膏，消炎药，甚至还有一包包中草药，只是让他们在我病好之后自己又得病了，只是因为忧心女儿的健康，只会在挂掉电话之后彻夜辗转，恨不能飞身来到北京。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明白，我能做的只是不要让他们担忧，哪怕是夸大其词，哪怕是凭空捏造，我也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在北京是如何的风生水起，见神杀神，人见人爱，她不会受伤，不会生病，不会沮丧，不会失意，她是百折不挠的圣斗士，她是金刚不坏的铁甲骑兵。
而这些招数，都是我的父母传授给我的。我的爸爸明明得了胆结石住院，却唯独把我蒙在鼓里，企图在病好之后就可以当这场病从未发生过，倘若不是思齐无意间告诉我，我还傻得一个人在北京过着夜夜笙歌的生活，哪里知道我的老父此刻正躺在医院忍受病痛的折磨？
总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会不可抑制地思念我的家乡，那个曾经我一度想要逃离的地方。那只是一个位于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在中国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小圆点，有着60多万常住人口，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个地方。在成都平原的右下角，在四川盆地的腹地，在一个叫家的地方。
我想了很久，还是给思齐打了电话。我听见电话那端传来我熟悉的声音，带着沉静的力量，“佳瑄？”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高兴，“思齐，听我妈说你升主治医生了？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怕请客么？”
“不好意思，等一下。”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仿佛在对着谁讲话，然后沉默了片刻，才听见他的声音，“怎么会想到给我电话？”
“你有事么？”电话那端的背景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怪只怪县城太小，我瞬间明白了他身在何处。
“没什么，跟一个朋友聊天。”
“相亲？”我还是问出了口。是的，沉默寡言的思齐，永远过着医院和家两点一线生活的思齐却在一个周五的夜晚，在爱度咖啡厅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带他去那里，笑嘻嘻地对他说，“思齐，你看这里坐的都是情侣，情调好，咖啡很香，真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以后交了女友一定要带她来这里。”
可是，我多想从他嘴里听到不一样的答案，但是他却在电话那端奇异的沉默。他从不对我说谎，所以他选择沉默。
“那我不打扰你了。”我几乎是狼狈地挂掉了电话。然后狠狠地把电话摔到了地上。
房间里空无一人，可是我有想尖叫的冲动。
不，这不是真的。
07
在大三那年，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秋天，跟现在这般一样的季节。思齐到重庆来看我。可是重庆的秋天那么短暂，像极了昙花一现的烟火，所以注定那一场相遇都是以欣喜开头以遗憾告终的结局。
我还记得他送给我一大盒巧克力，那种桃心状的巧克力安静地分布在盒子里，却因为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而变得有些黏软。我带他去逛我们的校园，去看重庆最美丽的夜景，然后在那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牵起了我的手。
我的头刚好到他的下巴，那时的他已经长成一个大男孩了，有宽阔的胸膛，沉稳的心跳，十年前那个比我还要矮半个头，带着眼镜的小男孩终于从记忆里走了出来，他在南山的半山上，对我说，“佳瑄，没有谁会在原地等待。”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上一秒，我刚刚侧过脸，躲开了他的吻。我不知道他来到这里，从牵手到亲吻，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是我知道，我辜负了一个人或许是长达十年的等待。
可是那时的我其实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涵义。我以为等待便是等待，不会流失，不会更改，比如说我就是我，思齐就是思齐，傅心扬就是傅心扬。我们三个人的位置在相遇的最初就已经注定，是命中注定，所以我才那么有恃无恐的认为，无论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思齐永远在我的身后。
在我决定去北京的那一天，思齐来送我。就在那一天，他知晓了埋藏在我心底十年的秘密。我跟他躺在学校外面小旅馆的那张床上，那是一个冬天。我靠在他的怀里，满足地叹息，“思齐，你好温暖。”
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
下一秒，我又撕裂了他仅存的希冀，“因为跟你躺在一起，好像什么也不能做，如果做点什么，感觉很像ann。”
有时候，我就是这么乖张，被别人伤害的同时也在伤害人。
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话。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小时候。那一年，我11岁，傅心扬12岁，李思齐12岁。
那一年的朝阳中学的新生入学典礼，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傅心扬，他穿着一身红色的运动服，张扬得像一团火。他从我的身旁跑过，带起了一阵风，对我说，“嗨，我们又同班了，真是巧。”
那一年，周围的同学笑我是清洁工的女儿，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对着我说，“原来你妈妈就在这条街上扫大街啊？”“梁佳瑄，梁建明是不是你爸爸？昨天他到我们家来抄气表了，原来你爸是个抄气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