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用大烟收回省钞后，于1938年6月，将宁夏银行改组，马自兼省银行董事长。采取官商合办形式，官股一百万元，商股五十万元。马鸿逵自己说：官股是宁夏**的股，私股是全省绅商自动入股。实际官股是马之私股，商股主要为马的军政要员的私股，省银行的业务，由以前的发行钞票兼营商业，
一变而为专营商业的投机垄断组织。经营种类，从大烟、粮食、百货到皮毛、枸杞、精碱、药材、木材、发菜、食盐等土特产。从西安、兰州到本省各县市，共设有分行及办事处十一处，和平、津、包头以及上海、武汉、广州等处均有联系或专设机构，如在平、津就设有“敦发厚”银号。抗战时期，还勾结敌伪组
织，发国难财。在包头通过日伪包头通商督办蒋辉若（马之旧部下），在北平通过其弟马鸿炳，与敌伪联系。凡属银行经营的物资，大部分列入统制范围，按“官价”收购，禁止民间买卖。在1940年，仅驼毛、羊毛就统购二百哆万斤。收购价格极低，牧民数斤羊毛换不上一尺布。1940年以来，盐、同一带，因马鸿逵征收军用皮，每三张羊皮便可换回两支活羊，老百姓抱着羊只嚎哭，惨不忍睹。
马鸿逵统制物资的方法，除运用各级政府机构、银行系统、税收局卡、保甲人员外，还有专业的骑兵缉私队、步兵缉私队；而财政厅、军法处、保安处以及各军、师的谍报队、便衣队，和马鸿逵亲自掌握的一个数十人的高级便衣队等，都担负着缉私的任务。驻防各地的部队，也负有缉私任务。马对查获物资
的处理，不仅大烟、皮毛、百货等重要物资全部没收，把人处死或监禁。连一些日用生活品，也不能任意从甲县运往乙县。1942年，宁朔县的一个老乡，赶一头驴驮黄米二斗，从任春（今仁存）渡河去河东，被检查哨查出，送交马鸿逵总部，马批示：“人交保安处当兵，粮交军粮局没收，驴交辎重兵团充公”，全部处理无余。
除了马鸿逵的百般剥削外，他的高级军政人员，也多方掠夺。有些人的买卖，不仅遍及宁夏全境，而且派遣亲信，远至兰州、西安、包绥、北平等地。他们这样作，也无人敢向马鸿逵报告；即使马鸿逵知道了，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不置可否。不过在宠驰爱衰的时候，以及二等角色以下的人，则会遭到不
测之祸。象骑兵二旅旅长张光武因抓大烟被革职打背花；骑兵一旅一团团长锁云寿，因在包头**不力，撤职后任平罗国民兵总队长，砍了贺兰山上几根木椽子，马立令枪决；骑兵二团团副弓延祜派士兵种了几亩稻子，被马查知，亦立令枪决。不过马鸿逵的“法”是无常的，随着他的喜怒为转移，而他自己和他的家属，则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1944年，他因某事不满蒋介石**，一次在东教场集合部队讲话时说：“法律是擦屁股纸，你是**，我还是上央！”他的四老婆刘慕侠的商号“积成厚”，五老婆邹德一的商号“同心长”，是宁夏不受任何限制的天字号生意。
马不仅对各种物资进行垄断，而且把宁夏仅有的几处规模很小又很落后的地方企业，如火柴厂、毛织厂、面粉厂、酒精厂、淘金厂、精碱公司、甘草公司等，都攫为已有。连贺兰山的林木、矿藏，也用他孙子马家骅之名，领为私产。1937年，马于资兰山下设一军马场，养有骡马数千匹，滩羊四万余只，均是向全省牧民派征来的。这个牧场，占尽了贺兰山下最好的草原，东西二三十里、南北六七十里内，不准私人牲畜放牧，如有触犯，牲畜全部没收。
第四是克扣部队及公教人员薪饷。远在北伐会师河南的时候，冯玉祥给第四路军官兵每人赏洋五元，马将这笔钱全部私吞。他的旅长马全良说：“总司令发下的赏洋应当发给官兵，鼓舞士气。”马鸿逵说：“赏洋么?狼吃羊羔，咩了，（意即没有了）。他的官兵除在泰安时期给饷略多外，经常是每人每月一元或一兀半。在发表为宁夏**后，马为笼络官兵西来，曾经拟定了一个薪饷等级毒，虽然比蒋介石**车的饷章要低得多，但在马的部队中，却已是从来没有的了。可是到了宁夏不久，马又借与孙殿英作战的机会，恢复了每月一元的老规矩。孙、马战争结束后，他又以提倡节约、推行“新生活运动”为名，把应按薪饷表发给官兵的薪饷，除伙食费外，由总部军需处和财政厅会发存条一纸，代为存入银行。名为储蓄，实际上如石沉大海，永无踪影了。
马鸿逵还用拖延发薪日期的办法进行克扣。他经常以“**”薪饷未到为借口，每月延发十至十五天不等。这样，每年最多发十个月的饷，有时少至七、八个月，其余月份，到年底就不发了。抗日战争时期，物价昂贵，公职人员生活极为困苦。以粮食而论，l937年秋，小麦每斗（四十斤）三元，大米四元；至l941年底，涨至小麦三十余元，大米五十余元；到解放前夕，则涨至金元券数百万元。此时，马部一个上校级官佐，每月薪饷几乎不能买一双布鞋。军政人员，贪脏舞弊，苛诈走私，已成普遍现象。最苦的是下级公职人员。当时在党政界普遍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一家数口，两餐难保，三亲不认，四友少交，
五内如焚，六魄饿掉，七窃冒火，八节徒劳，九死一生，十实难熬”；“领的是七折八扣的票子，戴的是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是脚踏实地的鞋子，内衬空前绝后的袜子，身着千补万缝的裤子，住的是东倒西歪的房子，盖的是流通空气的被子，过的是缺米少面的日子，怕的是亲友请客的帖子，四季是愁眉不展的脸子”。
克扣薪饷之外，马鸿逵还经常利用兵工给他种田、盖房子，剥削士兵劳力。他的王太堡、大关桥、小关桥一带的土地，都由保安部队耕种，中山公园由一团炮兵替他栽花种菜。公园大门上的横额“万物育焉”，人们讥为“万物育马”。1934年，马为纪念马福祥，呈请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拨款二十万元，由宁朔县王太堡至平罗通吉堡，开挖了一条长一百二十里的水渠，取名云亭渠（即现在的民生渠）。全部工程由兵工修做，马只开支工具、材料费三万余元，其余经费全部吞没。马在银川新华街建“云亭纪念堂”一座，地址均是强拆民房而得，工程亦由兵工负担。1936年春，马又从国民**领来数十万元，开辟宁夏至平凉公路青铜峡段，除技工工资及炸药等费用外，动用兵工，未给分文。l940至1945年的两次整修包兰公路，马均领来大批经费，全部私吞，工程全部由部队修做。
马鸿逵在统治宁夏十七年中，压榨掠夺的方法，可说是无孔不入，点滴不漏，所得财富，达到了惊人的数字。据传宁夏解放前夕，他雇佣美国陈纳德的飞机，以运羊毛为名，替他运走黄金达七吨半之多。
历史上罕见的暴政——征兵
“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是马鸿逵的基本信条。兵是马鸿逵的**子。所以他在统治宁夏的十七年中，几乎是年年征兵，扩充军队，征兵成了宁夏人民最大的灾难。据l935年宁夏**统计，全省人口为一百万零二千多人，到l941年普查人口，降至七十三万多人，到解放前夕，估计最多也不超过
七十五万人。而马鸿逵在解放前夕的军队，有步兵三个军，骑兵一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及马鸿宾的八十一军，约在十万人以上。这样，宁夏每七个半人中即有一个兵。因而宁夏的兵役就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暴政。
在1940年以前，马鸿逵每年征兵一次。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0年三年中，共征兵三次，兵额二万五千余人，加上每年补充逃、亡的数字，共约二万七、八千人。当时全省壮丁总数约十四万人，平均每五个壮丁中即有一人应征。1940以后，则往往年征二次。从l941至1948年的八年中，共征兵达十二次。在
征兵期间，有的雇佣充数，有的贿谋规避，有的自残身体，或举家逃匿。1938年，平罗姚伏堡一农民为避当兵，把自己弄成哑吧。1940年，中卫李尽忠服食大量巴豆，腹泻脱水而死。1943年，王洪堡（今望洪）一人自己砍折右腿。1948年，保安处一新兵自剁右手一个手指，马鸿逵又以逃避兵役罪将其枪毙。此外，用针刺破眼球，用石砸去门牙，用毒药糜烂下部伪造梅毒，以及用其他办法躲避兵役者，常有发生。但是马鸿逵的手段更毒辣。征兵令下，全省部队、保甲一起动员，四处抓兵，一时路断人稀，如临大敌。兄逃弟替，父死子承，一户跑则一甲负责，一甲无兵则全保公摊，真是殃及九族，祸延乡里。
马鸿逵初期征兵，曾规定每户有十八至二十五岁合格壮丁者，三抽一，五抽二；后改为十八至三十岁；再后，改为十八岁至四十岁；最后，因兵源枯竭，竟改为十五岁至五十岁。先是按壮丁抽，后来改为按丁抽，即父亲合格，家有幼子，即为双丁，是所谓“大配小，小抬大”的奇特办法。老的拨辎重兵团赶大车，小的拨“觉民学社”学唱戏或充勤务兵，轻微残废的抓来当马夫、伙夫。
农民苦于兵役，无法生活，有全家逃跑的，也有全村逃跑的。l941年，金积县马家高庄马生明兄弟数人，将房屋、家俱、土地全部遗弃，逃往包头。l942年，中卫李姓将地契贴在门上，全家逃跑。同心县王家团庄原有居民一百余户，解放时仅剩三家孤寡。1935年，同心全县人口为四万二千余人，到解放前夕，只有一万八千余人。
由于兵源枯竭，雇兵现象普遍发生。最初雇兵一名，需小麦三四十石，或银币百十元。后来竟涨到小麦八十至一百石，银币二百至三四百元。为了笼络兵心，乡保并须付给兵家优待金（也叫要兵粮）。优待金一般每兵小麦二十石，土布五匹，均按户及地产分担。
马鸿逵的兵营更是人间地获。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疾病无医药，加上繁重的操练和劳役，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有些不堪于兵营的非人待遇，怀念家庭，日夜思逃。逃兵成了马鸿逵军队的一大威胁，也给宁夏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马鸿逵鉴于士兵大批潜逃，严令各县配合部队抓捕逃人员。搜捕不到，以其兄弟顶替，无人顶替的，就对逃兵家属或雇主严刑追逼，令其寻找本人，或出钱另雇。原兵主无钱雇兵时，则由所在的甲或保共同负担。再跑了再雇，故民间有“兵根是挖不尽的祸根”之说。有的巨商富户，有雇兵达一排之多的。据
中卫一县估计，前后所征正兵约一万多人，而征补逃兵数达两万人以上。人们惧怕亲邻出逃兵受牵连，竟到了所谓“不怕邻居出人命，就怕邻居出逃兵”的地步。有的地主富商，更以所雇之兵死亡为喜事。所以当时宁夏流传着一首凄凉的民谣：“听兵逃，心飞掉，款子逼得要上吊。保阎王，甲小鬼，没有兵款了不得。”
兵逃的愈多，马鸿逵**的手段愈毒辣。l949年，马将保安处征来的新兵，全部集合在银川东教场，召集全军营、连长逐一挑认（即潜逃后又受雇充兵的）。从宪兵连和特务营选来一批打手，每四人一组，把挑出的逃兵一百余人，都重打“背花”，一时哭声四起，血溅遍地，惨不忍赌。1947年，马一次将各部
队逃兵集中银川枪毙，事先印制“咎自由取”纸条，枪毙后将纸条卷成细卷，逐一塞于死者头上的枪眼里。马对在场的官兵说：“今天枪毙的这些逃兵，都是咎自由取。”1947年，马鸿逵命他的儿子马敦静率马部主力去援榆林，在袁大滩被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击溃，马部第一纵队保四团全部被歼，其他各部亦
多伤亡潜逃。返宁后，马将潜逃捕获者全部枪毙。缉捕不到者，官一名罚原兵主补兵五名，兵一名罚三名。保四团有灵武县朱桥的一个兵在袁大滩阵亡，县府亦罚他家出兵三名。其父多次哭诉无效，便去袁大滩抬回死尸，才得了事。马因这次追索逃兵又增加了一团新兵，老百姓叫这个团为“讹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