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勤说完，迫不及待询问成钰：“钰姐，我听说你跟陈队在首都时，破获过好几起恶性凶杀案呢，你给我讲讲呗，我都没见过尸体呢。”
“那都是些极端、个别的案件。”成钰回忆之前的办案经历，恍然间心生感慨，“这种案件，侦破后把罪犯抓到就好了，不足为惧……我现在只害怕一种恶。”
“是什么？连环杀手？还是虐杀碎尸？”
成钰目视远方，轻声道：“是不以为恶。”
汪勤听不懂：“这是啥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将罪恶行为合理化。”成钰耐心解释，“很多时候，被害人不只是被凶手杀死的，对被害人的凝视，对犯罪行为的合理化都是帮凶。罪恶被合理化时，人们会对此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就算出现了被害人，却没有人觉得这是恶。比如父母不觉得把女儿当成货物有什么不妥，大伯卖了十二岁的侄女可以用家贫来开脱；牌坊村村民不认为买卖妇女是在犯罪，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这些女人就该属于他们；丈夫认为对妻子的暴力是天经地义，再怎么严重都只是家庭纠纷……”
讲到这里，成钰喟然，“再比如，如果一个女人被打上荡妇标签，对她侮辱伤害就成了正义行为……这些合理化的恶行，让我感到非常可怕。”
汪勤不明觉厉：“可这里面有些，也不算是犯罪行为啊？”
成钰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什么。倒是宋舜华觉得成钰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这些事都是违法行为，可在汪勤这个警察看来，又不算是犯罪，这就是有些恶已经被合理化的表现。恶如果不被当成恶，被害者就会面临求助无门，持续被侵害的两难困境，甚至会有人觉得这一切都是被害人咎由自取……确实很可怕。
从市里开车到平冈村近三个小时，等汪勤在村口停好车，一行人先去村委会办公室核对情况。
平冈村村主任名叫周庆春，已年近六十，因为蓄着山羊胡戴着一个白帽子的原因，看着很像私塾里的老先生。他见了警察，有些紧张，“这是有什么事吗？”
“您别紧张，我们就是来核查一些情况。”
“哦，那你们查什么？”
他一开口，成钰就知道没有找错地方，对方讲的方言和普通话很像，但其中声调三声变二声，二声变一声，和盼生发音是一致的。
成钰调好执法仪，出示证件：“周主任，是这样的。我们前段时间找到了一名流浪人士，来确认一下她身份。需要您协助，在村里找一户人家。”
“好的好的，你们要找什么人？”
“你们村里有没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两个老人，村民叫他们周老头、周老太，他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1974年出生的，得过水痘，绰号叫周麻子；小儿子是他们领养的，2008年出生，叫周奥运。”
听成钰提到周麻子，周庆春还摸着胡子，想找出花名册一户户核对，当听她提到周奥运的名字，立即知道是哪户了，“村里大多都姓周，两个儿子的也不少。但你说周奥运我就晓得了，周麻子应该是周六顺，他是七几年生人。”
周庆春去找花名册，一页页翻着，“周六顺是七四年生的。”
“那他结婚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周庆春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媳妇前段时间跑了，现在应该算没结婚吧？”
“他们登记过吗？他媳妇叫什么名字？”
“村里以前结婚早的都不登记。”周庆春说，“他媳妇我也记不清，就喊六顺媳妇。”
“那麻烦您找个人带我们去看看吧，应该就是他家了。”
“我领你们过去吧。”
周庆春关上村委会大门，领着成钰等人前往周六顺家。成钰和对方闲聊：“村里现在有多少常住人口啊？”
“没多少人，都是些老弱病残，出去打工的不愿意回来，回来的又说不上媳妇。”
“周六顺家是什么样的呀？穷吗？”
“穷。周五民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管，他婆娘也是，还到处惹事。周六顺更懒，一天到晚躺床上，里里外外事都是他们家媳妇干的。不过他家小儿子周奥运还挺好的，去省里念中专了，等以后工作，也能帮他们养老了。”
“那周六顺媳妇家是哪里的？哪年嫁过来的？”
周庆春听到她一直在问这件事，顿感不妙，“你们不会是来打拐的吧？”
“不是，随便问问。您紧张什么？是村里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没有。”周庆春连忙摇头否认，“这几年是真的没有了。”
成钰知道，不能过于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些事的追责态度，不能让对方有所防备，才能问出真实情况。
“村里孩子失学的多吗？”
“村里现在小孩少，都能送去念书的。”
“女孩呢？初中都能读完吗？”
“有的小孩学不进去，初中就没念完。”周庆春擦了擦汗，转过一个拐角，指着一旁用石头垒起的院墙，“这就是六顺家。”
成钰跟着周庆春走上旁边的台阶，就闻见一股腥臭味。她吸了吸鼻子，分辨出这并不是尸臭，应该是一些粪便或食物残渣产生的臭味。她看向宋舜华，宋舜华摇头，也持同样猜测。
汪勤的反应比两人强烈，在一旁忍不住干呕起来。
“你怎么了？是不是中暑了？”宋舜华关切道，“车里有藿香正气水，你要不要去喝一管？”
汪勤摇摇头，拍着胸口顺气，“我没事……就是太臭了。”
“周家人懒。”周庆春捏着鼻子解释，“自从六顺媳妇跑了，他家就没有人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