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未开口，就按着胸口咳得停不下来。他的手臂撑在车顶之上，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我连忙扶着他坐进车子，转身又跑回店里用自己的保温杯打包了一份滚烫的蔬菜汤，然后坐进副驾驶。
我问他：“我听雁迟说你去了德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握着杯子喝了一口，低声回答：“两个小时之前——飞机刚落地，我突然很想见你，就直接过来了。”
车子的暖气开足十成，我递过去杯子的时候碰到他的指尖却如触冰雪。
我不想对他冷嘲热讽，嘴上却控制不住，“你可以三年不见我，又何必急在这一时？”
廖长宁面上一愣，没有作声。
我突然觉得无趣极了，我拉开车门下去直接往地铁口的方向疾步走。身后廖长宁追了上来，我没理会他，他一边忍着咳嗽一边拉我的手，“翘翘……咳咳……外面太冷，我送你回去。”
我冷冷的用力甩开他的手，“不用，太晚了，你回去吧，我累的很。”
我哆哆嗦嗦的站在地铁站台上等车。
周围挤了一大堆人，地铁歌手抱着陈旧的木质吉他，嘴里轻哼着的一首音调寂寥的曲子，在站台之间回荡。
老鹰乐队的Desperado，亡命之徒。
我们中间又有哪个人不是感情面前的亡命之徒？
廖长宁再也没有主动过来拉我的手，他抄着口袋静静等在一边——
好像他愿意就这样陪我走到地老天荒。
我们辗转换了几次车，上上下下好几回，直到廖长宁终于开口说，“翘翘，别再继续乱走了，我带你走走，然后送你回家——你想回国的话，完成学业就回去，好不好？”
我没有回答他。
我出了地铁口，走上一座桥。
从这里能看到伦敦最繁华的夜景，古老与摩登的建筑物在这里交融，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碰撞着互相辉映，静静诉说着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昨日和今天。
越繁华越落寞。
这世间之大，夜色苍茫，我只是如蚍蜉一般过客的存在，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我的。
我在外面逛了大半夜，直到身后廖长宁压抑的咳嗽声越来越难以掩饰才作罢。司机开着车跟在两个街区之外，来的很及时。
廖长宁坚持先将我送回宿舍。
我站在楼下与他告别，又说：“想必你已经知道，去年我差点被烧死在这里——其实，是因为你的一张照片，我本来已经出来，为了拿回那张照片又跑回去的。不过，这跟你无关，我也觉得自己傻极了。”
我知道他会心痛，所以才说给他听。
我转身就走。
次日，远在大洋彼岸的顾雁迟致电给我——
翘翘，长宁昨天召了家庭医生过去，好像很严重，我不在当地，你帮我去看看他。
我下课之后直接坐公车过去，下车之后又步行很久才到那栋别墅门前。AuntLisa是个胖胖的和蔼的黑人阿姨，她见过我几次，给我开门的时候十分热情。她的口吻十分关切担心：“廖先生昨天回来之后烧的很严重，咳嗽了整个晚上，Stanley过来给他打了点滴，现在还睡着。”
我上楼去廖长宁的房间。
他竟然醒着，靠在床头一边打点滴一边看手中的平板电脑，一旁的矮几上有几本淡蓝色的文件夹。他穿一件军绿色的小格子的家居服，因为畏冷，又披一件深灰色的喀什米尔羊绒开衫。即使是在病中，也丝毫不见狼狈神色。
见到我，他十分意外，摆手示意我过去。
我看他手边杯子里的水已经冷掉，又下去换了保温杯倒一杯热水上来，坐在他的床边。
廖长宁收起手边的公文，笑着问道：“今天没有去上课？”他的语气依旧是平淡的温柔，仿佛对于昨天的事情毫无芥蒂。
我搓搓手指，低头回答：“上完课才过来的，你生病了还要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