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铸此时的目的就是要王次翁开口，从而成为指证秦桧的重要证人。
官家要查处秦桧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先肯定是要剪断其羽翼，让其成为孤家寡人之后再有理有据的审理查办。
眼下秦桧对于官家而言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价值消耗殆尽便是与其算总账的时期。
“就算如何公所说，罪名皆有证据可佐证，本朝不杀文官之例乃是祖法。莫非还要破了祖宗之法不成？”
王次翁所言不杀文官确实有祖训可循。
当年太祖为了与文官共治天下，刻意打压武将而厚待文官。
曾传下秘密“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誓约在大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因此也是历代皇帝所刻意遵循的。
大宋以文官共治天下，那么儒家的那套思维观念深入人心，自然也深入帝心。
民间对于祖宗家法之类的家训看得非常重，何况是帝王之家。
因此王次翁也是笃定赵构一定也会坚守太祖之祖训，而不会轻易杀文官。
“张邦昌是否为文官？陈东与欧阳澈是否为文官？万俟卨是否为文官？靖康之变之时，有多少不识时务，不守臣子本分的文官被杀？王公如若以此为理由，似乎过于牵强。也过于低估了官家之决心！”何铸正色道。
站在官家的角度，杀不杀文官要看处于什么局势之中。
太祖之时安危肯定强于现在，那么自然要依赖文官治天下。
而眼下危机四伏，一个不小心就会有灭国之险，杀杀奸臣文官，似乎也无可厚非。
如果为了大宋的长治久安，杀几个文官有算得了什么。
何况此一时彼一时，太祖的想法和赵构的想法已然有了很大的不同，局势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太祖是开创基业和开疆拓土阶段，而眼下则是受祖宗基业和中兴盛世的阶段，自然有其特殊之处。
“刑乱世用重典，莫非王公连这个话都没有听过不成？特殊之期便有特殊之法，莫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这朝廷缺了谁都一样运转。”何铸继续说道。
王次翁此时已过花甲之年，久居官场而且经历丰富，学富五车能言善辩，可不像万俟卨之流那么好忽悠。
因此何铸不但是晓以大义，更是苦口婆心。
毕竟参知政事入狱，对于朝堂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旦处理不好，没有充足的证据让当事人认罪伏法，那么必定会引起百官的恐慌，那么对朝廷的稳定和中兴会产生很大影响。
“本相有何罪，何公可以细细查，但如若查无实据只是风闻奏事，那么朝堂百官亦是不会答应。汝赵党仅凭拨弄是非和造谣生事来消除异己，将来朝堂必定会是乌烟瘴气。想必官家也不会应允你等如此胡作非为！党争而已，何至如此？”王次翁言辞肯定的说道。
虽然他知道对方掌握着一定的证据来源，但未必有确凿的证据握在手里，不然只需要出示证据即可，又何必说那么多呢？
虽然说台谏是可以风闻奏事将自己拿下，并且入狱入刑，但这样的方式肯定是难以服众。
如果朝堂之上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甚至质疑此事，那么台谏和官家的公信力则是会大打折扣。
而这些，对于以高居参知政事之位的王次翁来说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