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议长各司其职的双轨领导制，即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强势又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治权，此时谈论中华文明的官本位制已经毫无意义，现今帝国政治家、思想家们对政治架构的讨论，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中找到平衡点，至于所谓监督、防止腐败等等在现今权力架构中已经不是什么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帝国实行省、市（县）、镇三级地方行政制，省一级的权力架构和市（县）层面差不多，只是由总理和内政部长提名、内部长会议通过、皇帝任命的省长，比之市（县）长更为强势，省议会基本没有行政权力，只有监督行政、订立地方法规之权，同时可以以正当的理由罢免省长。
镇是帝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由选举产生的镇议会进行管理，镇议员由本镇年满21岁的公民选举产生，任期6年，可连选连任，镇议会选举一名镇长和若干名镇长助理，由镇长主持议会会议，镇议会每年至少举行5次例会，每次会议15天，并可召开特别会议。
镇长由议员互选产生，任期6年，可连选连任，镇长同时也是中央政府代表，具有双重身份，通过秘书长和镇长助理领导行政部门的工作。而帝国数万个镇辖区，自然有大有小，是以地方各镇的行政部门规模和组织体系差别很大，大镇具有较完备的行政组织，任用大量的地方行政人员，还可能设定若干行政局；特别小的镇可能只有两三名常任官员工作。
在帝国的各个小镇，议员之间的斗争是最激烈和表面化的，一些小镇议员们甚至会动手打架，也生过大家族之间为了争夺小镇领导权生的大规模械斗，但阵痛的背后，是地方权力的透明化，是偏远乡村每个少年儿童也渐渐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拥有天赋公民权利的烙印。
在19o8年《地方选举法案修订版》经叶昭签之后，帝国渐渐形成了现今极为成熟的管理模式，一种不同于英国、美国的强力中央集权的民主模式。
而同样有着浓厚国家主义传统的法国，已经全面向中国学习，建立了大区、省、市镇三级地方政府建制，大区专员、省长、市镇议长的产生无不采用中国模式，甚至取消了三级地方政府行政上互不隶属的独立公法人资格，以确保中央政府可以更好的调控整个国家的资源。
庞大的东方帝国，已经渐渐成为文明世界的另一个标杆。
戴河县北戴河镇毗邻戴河夏宫，帝国第一条高公路，夏宫——戴河机场高路便从北戴河镇穿过，小小城镇更是戴河火车站所在，每年来戴河游玩的外地市民极多，不仅仅是旅游，更多的是为了能远远的看一眼大皇帝居所，已经退位的大皇帝，仍然是所有帝国国民的精神领袖。
北戴河镇人口万余名，追根溯源的话自然都是外来移民，实际上这些年北方城镇的主体都是外来移民，不似南方某些城镇，仍存在大的宗族，不过这些年随着财产所有权等法规的明确，各种思想被乡村居民接受，在南方宗族色彩也渐渐褪去。
今日的北戴河镇中心广场聚集了几百名居民，一名王姓议员站在广场中心，声嘶力竭的演讲，抨击北戴河镇议会刚刚通过的《公共卫生条例》，认为该条例收取本镇居民额外的垃圾处理费用属于违宪行为，和国家法律精神相悖，而且本镇外来游客极多，国家财政拨款中已经有特别的公共卫生款项，镇议会仍然将额外费用摊派给本镇居民，是赤裸裸的掠夺。
王议员呼吁市民们在自己的“万民请愿书”上签名，上书县政府，敦促县府和县议会禁止该条例生效。
税收、各项收费、公共建筑这种涉及市民自身利益的话题，是议员之间、政党之间互相抨击的不二法门。
北戴河镇议会共有24名议员，其中过半数为进步党议员，议长范长庚自然也是进步党人士，同时也是本地有名的士绅。
帝国各镇镇长大多数为本镇市民，实则如此本身就是最好的监督，镇长的亲属以及其朋友以前从事什么行业，有多少财产，镇长履任后这些人又是什么境遇，本乡本土的，自然明镜一般清晰，谁敢越雷池一步定然被镇上的政治对手大做文章，清清白白的还不时被对手利用小伎俩攻击呢，一旦被人抓到把柄，往往就是万劫不复。
而在帝国政治架构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晋升制，镇长做得好，并没有人会把你提拔到县长的位子，所以许多镇上士绅只要不被选下来，可能会当一辈子镇长，兢兢业业的为全镇居民谋福祉，也为自己及后人留个好名声。
当然，也有许多士绅在本镇博得巨大声望后，便去竞争省议员、市县议长甚至省议长，这种“晋升”不以上层建筑好恶来评定，而是全凭你自己以及竞选团队的努力，当然，政党的归属也是决定你政坛之路的重要因素。
现今帝国渐渐形成了两党独大的格局，民生党不必待言，从创立之初到现今陪伴着帝国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一直是帝国的老牌大党。
进步党由“忠义护国学社”、“大公党”等党派合并而来，一直与民生党分庭抗礼，甚至近三十年来的执政年份过了民生党，因其以保护传统和守旧著称，外媒通常按翻译习惯称其为保守党。
北戴河镇便是上万个由进步党执政的城镇之一。
在广场中心演讲的王议员则是民生党人，在镇议会中，民生党议员7人，进步党议员13人，民治公会议员1人，无党派独立议员3人，虽然是个小小乡镇，党派之间的竞争却极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