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那导演说，“那个影展场地太分散了，助理也老跟我抱怨，说跟特种兵似的，从早到晚赶场看电影。”
“在电影宫就没有这种烦恼。”李羡微笑，“三分钟想去哪去哪。我那朋友从创投会出来，上一秒还在被制片人骂，下一秒就可以拐进别的影厅，什么也不听。”
几人轻松地大笑起来。
李羡成功插入话题，几人相谈甚欢。她不经意间提到方黎山，见两位对他不陌生，她借机要联系方式，捧着手机走近过去。
“行啊。”投资人扫码时瞥见她挂在脖间的证件，不经意地问：“你是受邀媒体啊。”
李羡应声，要将二维码给导演扫，却见他将已经拿出来的手机熄屏，手臂垂落。
她茫然。
“你是那个李羡？”导演问。
李羡心里咯噔一声。
“哪个李羡？”投资人不明状况。
导演冷冷地看着李羡，“你刚才说自己做摄影师，拍的纪录片，是黎山这部？”
李羡暂且将举手机的手放下，沉了口气，微笑道：“是。”
“我没记错的话，他这部片子要展示的内容里包括乡村很常见的校园欺凌这个话题。”
李羡再次回答：“是。”
导演的声音更冷却几分，“那网上对你的评价不是假的。”
“不知道您看到了什么评价。”李羡平静地看着他。
沉默几秒。
投资人耸肩，退到一侧，闲散地跷起二郎腿观察形势。
“关于私人生活的部分，我不能解释。”李羡说。
导演：“我对那些没有兴趣。单纯不喜欢你的行为和态度。”
网络争议出现后，李羡第一次面临他者这样直白的抵触。
她扣紧掌心的手机，指缘卡在侧边，绷紧泛白，“是因为
网上关于我施暴霸凌别人的话题，和那个观点吗？乡村社会导致‘混混’行为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吸引力，从而引发暴力的观点。”
导演点头，“是。”
李羡点了点头，“可能我做的澄清没有被太多人关注。”
导演不为所动地看着她。
“实际上那个帖子最初的爆料人已经删帖道歉。如果您觉得今天拒绝我是对我的惩罚，我觉得很冤枉，没有人‘应该’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承受后果。”
李羡格外平静。
“至于那条微博被恶意p改了时间，导致很多人觉得我在为施暴者开脱，在蹭热度。实际上那条微博是在那个霸凌事件发生半年后，我自己整理稿子的时候，看到的比较认同的话。至于为什么认同。。。。。。”
李羡打开肩头的托特包，抽出一份宣传资料，“您愿意听的话，这里有答案。”
导演冷静地看着她，在她几近绝望时笑了一下，伸手接过资料，回头看向投资人。
再看她时，眼里的冷漠变成带着兴味的欣赏。
“坐吧。再聊一会儿。”
李羡低下头，肩膀下沉，长出一口气，回到自己的座位。
这次纪录片拍摄的主体是一个农村家庭里的三个孩子，大姐97年生人，小学肄业，已婚，有两个孩子；二姐03年生人，在卫校学护理；小弟07年生人，刚被学校劝退。
这三个人都曾被同龄人评价“不好惹”、“混混”、“小流氓”。
纪录片拍摄的最后一天，是小弟被初中学校劝退后的第一个月。
这一天他终于染了和好朋友同款的黄毛，因为偷钱买烟跟爷爷奶奶吵架，从家里摔门而出，找到一群年龄相仿的少男少女，坐上他们的电动车，开始闲逛。
这些人里有个年龄稍大的男生，有辆改装摩托车，可以外放歌曲。发动机轰鸣中港台流行歌曲、DJ舞曲和土味民谣让这些人趋之若鹜。
这个男生每天带他们“找”，找一个可以欺负的对象，找一个可以消遣的地点。
“不找？不找我们干什么？”
当被问到这行为有什么意义，是否可以停止时，这是他们的答案，也是他们的问题。
当时代飞速发展，有这么一群孩子被裹挟在时代大步前进扬起的灰尘里——父辈靠力气谋生，往往外出打工；祖父辈无法托举孙辈跟上时代的节奏；客观条件限制了乡村的教育条件，往往缺乏正确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