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这一茬我就生气，我记仇得很。
我接着嘱咐他：“别说给小辈的见面礼，你连结婚的随礼都别给，待会儿进去直接坐下什么都别管。我们俩只出我一份随礼就行。”
秦嘉守迟疑说：“这不合礼数吧？按照我们a城的习俗，结了婚的才能算一家，出一份随礼；没结婚就得随两份。”
我挽上他的胳膊，说：“怎么的，我要是说已经结婚了，难道他们还要当场检查我们的结婚证吗？”
秦嘉守霎时间眼睛亮亮的，附身在我额头亲了一口。亲完，他自己不好意思地先笑了，说：“那就听你的。”
我们亲密地挽着手往礼堂走，就像一对再普通不过、一起来赴宴的新婚夫妻。
礼堂是以前排练和演出的地方，舞台下面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地，有演出的时候把长条板凳一列列排好，就是观众席；平时把凳子叠起来放到一边，就是练功的教学场地。偶尔街坊邻居要摆婚宴，就打开大门借给他们用。老徐会创收，场地免费借，但是大圆桌子和板凳要收租借费，还让学生们排了几个喜庆的节目，供办婚事的人家挑选。
办完一场婚事，全校师生的伙食就能改善几天。
我正在回忆往事，听见秦嘉守突然问道：“我真的是你第一个带回来的男人？”
“我记不清了，不过老徐说是，那就是了。”我如实回答说，“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脑子还算清楚。”
秦嘉守没有说话，嘴角已经绷不住了，疯狂上扬。
“有这么高兴吗？”我逗他说，“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身份。”
李韵带他第一次公开亮相那天，都没见他这么得意忘形。
他挽着我的胳膊，一步步踏上铺着红毯的台阶，目不斜视地说：“我就是高兴。”
流水席很实在，装菜都用大碗大盆大盘子，不像城里酒店里那样搞“留白”的摆盘艺术，都堆到冒尖。
我吃得很痛快。秦嘉守也没什么架子，国宾馆的高端宴请吃得，闹闹哄哄的流水席也吃得。
吃到差不多了，我们合计了一下，早点清点完我留在仓库里的东西，抓紧时间下午说不定还能去嵩山玩一趟。于是我找到了老徐，问他讨仓库的钥匙。
老徐忙着招呼客人，从兜里摸出一串钥匙，取下其中一枚给我：“勤学楼一楼，右起第一间，你的东西都用塑料布盖着呢。你自己去收拾吧，有用的拿走，没用的留那，回头我找收破烂的处理掉。——唉呀，董大姐，你重孙都这么大了！”
我不便过多打扰他，拿了钥匙，就和秦嘉守往仓库去。
这是一间闲置教室改的仓库，课桌都已经搬走了，空出来的场地堆着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开门进去，最夺人眼球的是放在中间的一面大鼓，鼓面直径估计有一米五。走近一看，鼓皮破了巴掌长的一个口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几年生源凋零，这个破鼓就丢在仓库里没有修。
鼓的左边立了几个木柜子，玻璃橱里堆着一些二胡、宣传册、荣誉奖章、演出照片等杂物，右边是几列衣架，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演出服，从防尘袋上的灰尘厚度判断，也是很久没有用过了。
我在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堆盖着塑料布的东西，跟秦嘉守合力把塑料布揭了下来。
扬起的灰呛得我们俩一阵咳嗽。
尘埃落定，秦嘉守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就这些？”
一台皮带都老化断裂的脚踏缝纫机，一个大屁|股的黑白电视机，一只锁扣锈迹斑斑的皮箱，一把塑料外壳的暖水壶，两只搪瓷脸盆，一个掉漆的搪瓷茶缸……皮箱打开，是几件笨重的棉衣。
尽是些破烂玩意儿。
我也无语了。我恍惚记得，30年前我离开武校的时候已经把能丢的破烂都丢了，只留了一些值钱的、又不方便带去a城的大件，以及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以防有一天突然回来生活。
现在看起来，这堆东西一文不值了。亏得老徐替我保存了这么多年。
我一样一样把这些东西翻检过去，连暖水壶的塞子都打开来看了，确实没有藏着首饰或者黄金。
看来2005年的我和2035年的我，都是一个朴素的无产阶级。
秦嘉守在边上好奇地看，拎起那个掉漆的搪瓷茶缸，问：“为什么这个杯子上，写着个鹿字？你名字里又没有鹿。”
我看了一眼，都锈成那样了，谁还记得当初为什么用红油漆描个“鹿”？
“不知道，大概原来印着鹿的图案吧。”我猜应该是这样，“以前讲究福禄寿，就印个白胡子老头拿着寿桃、牵着鹿的画。”
秦嘉守“哦”了一声。
我把皮箱合上时，发现重量不太对劲，仔细一找，才发现里面有个隐秘的夹层，夹层里似乎藏着什么有分量的东西。我伸手往里一摸，掏出一个黑色的布包来。
看那形状，似乎是几本书。
秦嘉守异想天开，说：“难道是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
我从包里掏出一本，是个棕色塑胶封皮的本子，上面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翻开第一页，入目第一行赫然是“1981年9月10日·星期四·晴”……
我飞快地合上本子塞回布包里。
是日记本。
秦嘉守说：“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我又没想故意偷看你日记。”
我没说话，隐约觉得这几本日记不太吉利，心跳得很快。
1981年？老伍出生前3年。我在a城保存的日记，日期最早的是1984年的夏天，老伍半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