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真的有那尸头蛮妇人？”费信夫人看过丈夫的书稿，对那笔下各个风俗奇特的海外非常好奇，“你亲眼见过？”
看似不经意的一问，让费信脸色尴尬起来。
良久，他才承认：“没有，但是当地人都这么说。”
费夫人露出了然的笑容：“所以，你就人云亦云了？”
费信尴尬地点点头，很快换了新纸铺在书桌上：“不行，马欢、巩珍都在写海外见闻，他们肯定会嘲笑我的尸头蛮写得像鬼故事，不真实。”
1416年，马欢开始撰写《瀛涯胜览》，一直写到了1451年，足足写了35年。
1434年，巩珍开始写《西洋番国志》一书，他也随郑和下过西洋，《西洋番国志》一书也是在记录郑和船队所经二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还有航海医生陈良绍写了《遐观集》、匡愚写了《华夷胜览》，都算是费信的同行，写得都是海外见闻。
但是其他人的著作都是正儿八经的海外见闻，就自己的被归类在志怪小说，费信觉得：太丢人了。
他要考据一下，重新改改，不然都没脸去见郑公！
不只在华夏，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有记载如落头氏这样奇怪的存在。它们的传说相仿，只不过名字有所不同。比如马来西亚的庞南加兰。菲律宾的魔女马纳南加尔。
费信一拍大腿：“难怪！”
他算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误导了，原来海外也有这样的传说故事！
他是把当地的志怪故事当真了！
另外，在南美安地斯山脉原住民中也有关于飞头的传说，传说它能以耳朵为翅膀在空中飞行，喜欢蚕食频死之人的灵魂。而这种头与身体可游离的怪物，现在最有名的仍是日本妖怪“飞头蛮”及由飞头蛮衍生而来的“辘轳首”。
武曌看向上官婉儿，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上官婉儿已然会意。
“陛下，臣会鼓励民间文人多多创作，志怪小说也会有的。”
明明是华夏的飞头蛮，在海外竟然最有名的成了日本妖怪，这不就是抢华夏的鬼怪文化？
鬼怪鬼怪，生前本就是华夏人，死后也得是华夏的鬼，怎么能成为那日本的。
武曌微微颔首，有些后悔：“早知道，朕就不应允日本改名，还叫倭寇多好。”
也或者说，那时满朝文武到处是反对者，日本挑选了一个最好的时机来上贡国书，让她为了得到藩属国的支持答应了改名。
“陛下，还有机会。”上官婉儿安慰
（）道，“上次日本使者趁您喝醉酒提出改名，下一次您也可以趁着醉酒再改回来。（）”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上位者想改，不愿意又如何？
武曌点头：婉儿聪慧，此举不错，朕记下了。（）”
从宋朝开始，鬼怪小说多了许多说教意味，开始朝着儒家说教发展——嗯，从日本人的吸收来看，很明显是嫌弃地，一般主要改得就是末尾的说教。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显然孟子对人性十分了解。
赵匡胤：“……”
熟悉的味道又来了。
他看向弟弟赵光义，面无表情的模样让赵光义全身出现幻痛，好像已经在被兄长的目光殴打了。
宋朝不止瞧不上武学，也瞧不上志怪学。
从宋朝开始，志怪学的写作群体发生了很大改变。
首先，这也与统治者的态度有关系。
汉魏六朝时期，谶纬、方术等神秘知识盛行，也导致上到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相信鬼神之事；唐朝时期，佛道盛行，对鬼神之事有了各种新的解释，内容更加丰富；
建国之初，宋太祖登基之始，下诏禁纬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开始严格管控谶纬、方术、天文、地理等神秘知识。
太平兴国间，宋太宗又将数百名天文、相术之士“黥面流海岛”。从中可以看到统治者的态度，对于神秘知识都是严厉的打压政策；
除了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对神秘学也是否认的。
欧阳修在《正统论》中，主张对“五德终始”这类“怪奇放荡之说”应“奋力而诛绝之”。而后，在《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中，他又主张应删去《九经正义》中的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
在《新唐书》《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对各类神秘知识的否定态度也非常明显。
欧阳修的态度，代表着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观念——在整个宋朝，士大夫阶层对于这类神秘知识多是一种排斥、否定的态度。
正因为上层的排斥，宋朝志怪小说的创作者主要是平民，与前朝有了很大差别。
从魏晋到唐再到宋，志怪小说创作者的身份阶层与地位逐步下移。
从曾经的魏文帝曹丕之《列异传》、梁元帝萧绎之《仙异传》、宋临川王刘义庆之《幽明录》、齐竟陵王萧子良之《冥验记》这样的皇室贵族，出身宰相世家的段成式之《酉阳杂俎》、进士出身的牛僧孺之《玄怪录》、进士出身的张读之《宣室志》、进士出身的戴孚之《广异记》这样的知名文士阶层，逐步下沉到了社会中下层。
伴随着创作者的阶级下沉，志怪小说的题材也涌入了更多的小人物，诸如商贩、婢妾、娼妓、牙侩、僧尼、落魄文人等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洪迈的《夷坚志》，文中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各有风采，相当多的故事取材于平民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