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一个非常重利、重实用性的朝代，在文化上就显示它更在意能治病的医学、能带来更多赋税的商业，对儒学的文人需求并没有那么大，所以科举次数有限。
那么大量的文人到哪里去了呢？
一部分，是隐士；
“这蒙古人动不动屠城，果然不得民心！”
刘邦对隐士非常熟悉。
一部分隐士是不愿意接受新朝的前朝遗民，包括前朝的宗亲贵族、大臣等等；
一部分是觉得前朝更好的文人，这一种随着天下安定也可能投效新朝。
汉初也有不少隐士，宁愿归隐山林也不愿意出山做官。
刘邦只要一想宋朝那么重视文人，到了元朝突然连科举都不开了，就幸灾乐祸地看笑话。
这元朝的隐士，恐怕不少吧？
一部分，是小吏，是元朝特有的儒吏；
文人们听到“儒吏”，比听到元朝不开科举还要愤怒。
不开科举可以理解为蒙古人重武轻文，没文化还不重视文化，但是文人去当小吏，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折辱人！
要知道，唐宋时期，有些举子被安排到地方上当“吏”，是宁愿辞官不去，也不会去当“吏”。
——这也就是《人虎传》类似的故事。
对讲究颜面的世家来说，一开始当“吏”，一辈子都被人看不起，这时候可不流行什么从下往上升。
宋朝时期，金陵李恒虽然是进士出身，因为贫困给小吏凌立义的父亲写了墓志铭，就被世人瞧不起。
整个唐宋，“吏”无品级，文人一向鄙薄，称之为“胥吏”“吏役”，唐人沈千运直呼小吏：“谁能做小吏，走风尘下乎。”宋朝也是“尚文贵儒而贱吏”。
然后到了元朝，儒生想进官场，普遍得从“吏”做起：“吏出于儒，儒吏合一”。
还有一部分，就是进入市井求生，形成了特有的“浪子文化”。
元朝的俗文学作家，从文人雅士中分离出去，从雅入俗，投入俗文化的创作中，创造了俗文学的辉煌。
这就是“元曲”辉煌的原因，也叫做“元杂剧”。
李隆基眼睛嗖的亮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文人由雅入俗？
他一直很喜欢戏曲，甚至自己还会亲自扮成丑角上台演出，还在宫中设了梨园和诸多戏子来演戏。
但是天幕骂他奢靡的次数太多，现在再那么大动干戈一定会被大臣上谏，不如，让文人去写？
民间戏剧文化发展起来了，自己直接去看，岂不是美哉？
华夏古典戏曲发源于先秦，至宋、金时期，宋杂剧、金院本的出现，标志着戏曲的成熟。到了元朝，杂剧大盛，迎来了第一个戏曲高峰期。
因为大量文人的加入，元杂剧的题材丰富，内容多样，出现了历史戏、公案戏、神仙道化戏等，爱情婚姻戏是元
杂剧中数量最多、比例最高的。
在元朝以前，唐宋文人很少下顾戏曲，到明朝，创作戏曲的作者又回到了文人圈子和书斋里，元朝杂剧作家流连于秦楼楚馆，以一种“戏玩”的态度参加书会，许多后世的名家都是“书会才人”。比如马致远就是元贞书会才人，还有“玉京书会”“武林书会”“九山书会”等等。
书会才人是一个固定创作群体，里面的浪子们以自己的浪子生涯自豪，“浪子”这个在宋朝为士人所不齿的头衔，在元朝引以为荣。
关汉卿一边搂着一位名妓，喝着名妓送来唇边的美酒，哈哈大笑：“我就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他状若癫狂，但是一声豪气让名妓眼露欢喜，顺着关汉卿的词唱起曲来。
“我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关汉卿自己拿起酒壶，在名妓的环绕中自顾自唱起了主角戏：
“我要占排场风月功名首！”
从时代背景来说，元朝无论是经济还是医学很多方面，盛世时期并不差。乱世就不用说了。但是元朝的乱世，格外多。
除了常年征战，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本身的问题——元朝没有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每一位帝王的登基都伴随着腥风血雨。
这也就意味着，元朝的中央核心，依然是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想要掺和进去，可能还没发达就已经死翘翘了。
而且元朝的汉人想要走仕途，从儒吏做起，也只能止步于四品。四品以上，尤其是在元朝很有权力的宰相，我放一下名字就能看出，全是蒙古人。
“哎，当官难，不当官也难，这世道，哪里都不容易。”
刚刚辞官的王实甫很能体验天幕所说的政治动乱。
在蒙古人当权的元朝，汉人是饱受歧视，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