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担心：“万一被改成商籍……”
“那不能，天幕说了歧视商户不好，别说商籍，日后说不定商人地位也会提高。”
老人提醒：“不过不管怎样，也不能忘了种地……”
“那确实。”有人心思灵活，想起家里女儿多，妻子也能干，是算账的好手，不由动了女眷的心思，“其实也有个法子，怕改籍贯，让家里女人去经商，做点小生意。反正夫君什么籍贯妻子什么籍贯……”
村里唯一一位夫子这时候还是忍不住了：“女子抛头露面……”
还不等他说完，村里的农人打断道：“咱穷人家谁家女人不出来干活，挣钱的事不丢人。”
夫子叹气一声，也没多说，村里的情况都看在眼里，他收着学生家里的束脩，只有老妻独子要养活，压力不大还过得去。其他村人就难了。
这世道，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谈什么礼不礼的。
与其想着女子，夫子想着，还不如盯着点村里经商的情况，可不能让大家都只顾着做生意不去种地，天幕上的这些教训，太惨痛了！
一想到这里，夫子就多了一种使命感，作为村里识字最多、最有文化的人，他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
回头，他就把经商种地的事写下来，挂到书房、挂在村里的粉壁上，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
。
“这贸易战，果然可怕，不费一兵一卒让百姓遭遇饥荒，不得不防！”身为帝王，看到因为一种花就扰乱市场，李世民谨慎的都快坐不住了。
大唐如今已有不少西域人、外邦人，在长安也能看到天幕，万一他们要对大唐发起贸易战，让人防不胜防。
而且大唐贵族也颇为喜爱海外的奢侈品，比如琉璃器，比如葡萄酒，万一有海外商人运用这些奢侈品让大唐农民不种地都去种葡萄那可怎么行！
朝中偏偏没有管仲那样的人才，不如，也去民间找巨商？
李世民扫视一番自己的朝中人才，越看越觉得还不够，最后想起了刘彻，想到了汉武帝的钱袋子桑弘羊，出身商人。还有被他提拔的富商东郭咸阳、孔仅，都很好用。
想到这里，什么门户之见李世民都不在意，世家大臣可能有的阻拦也无所谓了，事关钱袋子，事关国库与国家经济，李世民势在必得。
汉武帝都能任用商人，他大唐为什么不可以！
从战国中期以后，情况急转而下。
首先，是韩非等法家主张抑制商业。
韩非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邦之蠹也”。
他首次提出农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轻末”。
随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把法家的“重本轻末”通过一系列制度传下去，影响了其后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
秦朝，商人被称呼为“贾人”，朝廷采取编户管理，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更改，政府征发戍边，他们是首先被遣戍的对象，地位形同罪犯。
汉初继承秦朝的抑商政策，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且立“七科谪”，规定有7类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权利，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发配充军，这7类人中除了罪吏、亡命、赘婿之外的4类人，还有商人及其子孙；
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向商人征收“算缗钱”，要求商人每2000钱必须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普通人一部分车缴120钱财产税、商人要缴240钱，5丈以上的船只每艘缴120钱。还颁布了“告缗”，鼓励商人互相揭发偷。税，以透漏税款的一半作为奖金；
宋元时期，对商业税按高比例征收，名目越来越多；
晋朝时期，法律规定商人在市场做买卖必须在额头上贴着写有自己姓名及所卖货物名称的帖子，还规定必须“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前秦规定上人家的女人不能穿金戴银，也不能衣着锦绣，违背者弃市；
唐朝法律规定商人不能骑马，商人子嗣不能参加科举；
明朝规定“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袖纱”。
清朝对商人对商业的态度，因为时势的复杂，政策也比较复杂，从一开始的“闭关锁国”“轻商抑商”到后面的兴业兴国，三言两语说不完。
历代统治者除了因为儒家思想里“重义轻利”，法家的“重本轻末”，还因为流动性强的商人不如农人好管理。
《吕氏春秋》用一句话说出了统治者的心声：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朴实的农民统治者好掌控，好掌控就意味着边境安稳，帝王的统治稳固。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几乎是每朝每代，末年都离不开农民起义。
恰恰是帝王眼中最朴实最好掌控的农民，一旦忍无可忍，反抗起来就是野火燎原，寸草不生。
但是，商业经济，并不是打压之后就没有问题。
商业，货币，市场经济，向来是息息相关。！
西羚墨向你推荐他的其他作品：
希望你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