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抓着祝饶的手，攥得关节发白，攥得祝饶生疼：“你别想那些有的没的，虽然你没见过他，但他怎么说也是你爸。他不会真害你的，也不会害我的。你上你的学，我们还跟以前一样，大不了就是钱少点……”
比起宽慰祝饶，女人更像是在宽慰自己。
那一晚的夜色很沉，平房的窗外能看到一点星星，祝饶觉得妈妈就像城市的天幕中偶尔出现的星星一样，有点陌生。
原来妈妈并不是肆意潇洒又泼辣，天不怕地不怕的。
原来女人，是会被“婚姻”这道看不见摸不着的枷锁所紧紧束缚住的——以自投罗网的姿态。
七岁的祝饶还不明白，但他有些难过。
买卖
祝宏伟就这么在钟玲这里住了下来。
原本整个弄堂里最时髦最自我的钟玲，在丈夫回归后渐渐变了样。她自然是不敢再在网上跟不同的男人聊天来往，加上现在也不会每个月从天上掉钱了，她的生活变得拮据了起来。
祝宏伟不上班，每天在家躺沙发上看电视，他没钱，钟玲也没有存款，祝宏伟说他现在情况敏感，不能出门工作，于是钟玲只能出去找活干，不然一家子明天的米都不知道在哪里。
钟玲文化程度只有初中，这些年又十指不沾阳春水惯了，一开始去工厂应聘，干了没几天就嫌累得受不了，不干了。
后来她又陆续找过美发店、餐馆、洗浴中心这类服务行业的工作，但没有一个能做超过一个月的。
好在钟玲还有退路，她那些衣服啊鞋啊包啊的，当的当卖的卖，还能支撑家里过日子。
小平房里钟玲的细软不断减少，直到逐渐消失。水泥的墙，水泥的地，这清朝建的破平房变得跟监狱没两样。
祝饶少年宫的课也停了，钟玲直接把他的钢琴卖了，买来一万多的琴，二手只能卖五千块，不过五千块也够他们三个糊弄很久了。
本来钟玲图省事，开学想直接把祝饶送去读寄宿制的所谓“贵族学校”，入学考试都考完了，但现在也上不起了，九月份开学，祝饶直接就近入学，跟弄堂里那个总拖着两管黄鼻涕的小孩一起就读了附近的菜场小学。
对钟玲来说，除了身体上的累，还有精神上的紧绷。
每天出门前总要开一道门缝，小心翼翼地探头环视一圈，生怕外头有要债的或者有警察。夜里经常做噩梦，被噩梦惊醒以后，一看旁边男人的脸，再被惊吓一次。
钟玲活得心惊胆战，从前的明艳和意气风发没了踪影，随时都散发着惊恐的气息。
祝宏伟天天在家待着也无趣——随时有可能被债主找到，对他来说同样很有压力。
压力大了，他就喝酒，酗酒完就发酒疯，有时候揍钟玲，有时候打祝饶。
邻居们知道弄堂口的漂亮女人家里新来了一个男人，说是她老公，但这男人一脸凶相，叫他们望而生畏，都躲得远远的，只敢背地里议论。
只有祝饶，一次又一次抓着钟玲冰凉的、抖个不停的手，说：“妈妈，报警吧。”
钟玲始终没报警。
祝饶小学开学的第二周，祝宏伟又一次酒后行凶，这一次他喝得烂醉，下手没轻没重，差点把钟玲的右眼打脱眶。
祝饶的手臂也被掰折了，肿起来一大块，以一种扭曲的形状僵着，不能动弹。
他一声都没吭。
当晚，待祝宏伟睡熟后，祝饶又一次拉着钟玲的睡衣裙摆：“妈妈，报警吧。”
钟玲的右眼已经睁不开了，祝饶就拿来药箱，自己取出碘酒和纱布，用能动的那只手给她妈妈包扎，钟玲的眼睛一直在流泪，也不知道是生理性的还是什么。
她还是摇头：“祝宏伟他……他好歹养了我这么多年……对我也不错。而且我们是夫妻，他要是被抓了，说不定我也会被抓的……而且……而且……如果他进监狱了，那我怎么办……我根本不会挣钱……”
祝饶：“你不会挣，我去挣。我们学校门口有人摆摊卖零食玩具煎饼烤肠什么的，还满多人买的，我也可以去摆摊！”
其实钟玲这些年没吃过苦，祝饶又何尝吃过？他从出生到现在，钟玲的养育方式纵然粗糙，物质上却没亏过他。
但此时他七岁的小小身体就像灌了钢筋，不愿意给自己留一点属于孩童的软弱余地。
钟玲说：“你才几岁……别异想天开了……老老实实的，这日子又不是不能过……”
“……”
钟玲被打得精神恍惚，加上她惯常不会照顾人——哪怕是她亲生的崽子——最后祝饶那根断掉的胳膊是他自己拿绷带缠上的，缠得乱七八糟，这里支棱一块那里翘一块，缠好了又散掉，弄得他满头大汗，才勉强包好。
小孩儿一晚没睡，第二天一早照常自己起来，煮了个鸡蛋吃完，就说他去上学了。
但他没去学校，径直去了他们这个片区的派出所。
祝饶到派出所的时候警察也才刚刚上班，拿了钥匙准备开门，就看到地上蹲了个小孩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一条胳膊还杂乱无章地缠着绷带。
“警察叔叔，我要报案。”
……
后来祝饶被送去了医院，接上了骨头，同时警队出了警，警车一路呜鸣开进弄堂，把祝宏伟抓了。
不只是所谓“家暴”，祝宏伟身上还有金钱官司，他的债主已经在广东把他起诉了，只是苦于警察一直没找到人，那个年代通讯不如后来发达，跨省追捕更是难事，即便知道名字和长相，要精准定位到个人也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