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泷来说，自己如果去答复还得想诸多借口。
而臣子对喷，自己只要说谁谁谁说得对，偏向谁也就行了，所以刘泷并不阻止。
“准奏，爱卿言来。”
李荛向着自己的上司行了一礼，而后问道：“不知褚部堂刚刚所言之均输法可是强汉武帝因军费不足而征买物资，至民脂损耗之法？那青苗法可是安史之乱后，为抑番镇、充国库所行之放贷夺利、刨割民膏之法？”
均输法按条文来看，应该是属于汉朝内销贸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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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贸易的宏观调控原本的目的应该是使各地物资充足且平抑物价。
但汉朝在实际操作中却是故意抬高某地商品价物，从低价区买入于高价区垄断售卖。
其结果就是李荛所说的损耗民脂民膏。
而青苗法则是盛唐实行的地方官府借贷行为。
但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贫农并未从中得利而恢复生产，反而因官府的摊派使得大量贫农无故背负货款负债而破产。
不管是均输法还是青苗法其实只是暂时行使的府官敛财之策，是绝不能长期使用的。
两者长期使用的结果就是世家大族疯狂兼并土地，加剧农民负担最终导致了王仙芝、黄巢的起义。
面对李荛的质问，褚文儒坦然地应道：“时之不适，法之不同。卫鞅行酷法之刑而有秦汉一统之效，魏武行借贷之策而有定鼎江北之势，盛唐行商输之法而有万国来朝之盛！法无对错，而在适时人行！”
李荛在哼了一声之后，向着皇帝刘泷噗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他大声地说道：“臣户部侍郎李荛启奏！皇上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休养生息，怀厚德仁……”
刘泷轻咳了一声言道：“虚语止之，实言相进。”
这是让李荛别拽那些文词，捡重点的讲。
李荛说道：“皇上之仁政，实支地方府县之出，供百姓便宜之利，因此地方各县皆有亏空。若行青苗法，不良官吏必然摊派于下，使之富户负无妄之银债，贫户背无耻之灾。此暴秦之所以毙分，炀隋之所以解析，庸周之所以分崩也！”
李荛的意思是这些年朝廷花费了大量的收入投入基础建设用于便民，这才有了现在的半盛世的场景。
如果实行青苗法，那些亏空的县衙必定会将此摊派下去，让所有人都来官府借钱。
但县衙是在亏空状态的，又哪里真有钱发下去？
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不管富户还是贫户，在钱没拿到之前先欠了当地官府一笔账。
而这笔账是要给官府利息的！。
等到有钱发下去的时候，却也已经到了该还钱的时间了！
如此，贷利银子没有成为催动生产的动力，反而成为敛财的工具，还破坏了生产，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做的。
李荛若再往下说，那就必然要开始弹劾褚文儒祸国殃民了。
褚文儒哪里会在原地等着李荛开口弹劾自己。
他一点也不紧张，反而大声地说：“皇上圣明，择贤而仕，且治贪有法，地方必不似李侍郎说的那般不堪。李侍郎言过其实矣！行法之前，治之恶绅、惩之贪吏，必能使此二法行之有效！李侍郎你说是也不是？”
褚文儒提出青苗法与均输法并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而就是等着李荛刚刚的话，然后将矛头暗暗指向了陇王党的白叔达与李荛。
李荛虽然为人雅致内敛，但陇西李氏的子弟在陇西县可没有一天闲着的。
褚文儒口中的恶绅即是指的李荛
而白叔达最近因为陷入了盐道的弊案，正被皇帝查着，所以那贪吏便就是指的他。
此时李荛若是说不用治恶惩贪，那就得按着褚文儒的意思，把清丈田亩先缓一缓，用他的办法给国库增加点收入。
若是李荛同意要先治恶惩贪，那么接下来褚文儒要说的话可谓是不言而喻了。
此时次辅卢检站出来一步，言道：“皇上，旧法不可轻举，新法不可轻立。即是褚尚书尚未拟以细章陈条，何不待其上疏之后再于户部、内阁逐条相议呢？且刚刚即是言之军费不足，亦不当改议他事。”
刘泷每天听着太子党与陇王党吵架也早就听烦了，即然能暂时不听，他也便依了卢检所言：“卢相所言甚是！只议军资即可，他事不必言说，户部褚爱卿可有良策？”
褚文儒恭身言道：“可托商贾运粮于边强，如此可省下水费之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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