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这么说，我也不会真的让方应琢做什么事。我虽然称不上是个好人，但也没到周扒皮那个程度，不至于泯灭了自己的良心。
当晚，方应琢打开笔电，准备继续修之前拍摄的图片，然而，就在他打开相机包、取出相机时，才现相机镜头磕碎了一角，应该是昨晚打那一架时弄坏的。
这次来粟水，方应琢带了两台相机，一台用于日常摄影，一台用于录制视频，除此之外，还有一台大疆mavic3pro，但方应琢平时拍照片比较多，最常用的还是这台被磕碰了的相机。
方应琢小心地拆卸下受损的镜头，拿起手机搜了些信息，然后对我说：“秦理，明天我需要出门一趟，去c市。”
c市就是这个省份的省会，我猜方应琢是想更换一个新镜头，只有c市这种大城市才有相应货源。
我当然没什么异议，毕竟方应琢来粟水本就是为了拍毕设，当然是他的正事更要紧。我点点头：“嗯，去吧。”
只不过从这里去c市挺麻烦的。粟水镇位于深山腹地，即便去省会也要转换几次交通工具。先要坐大巴车从粟水到县城，再坐绿皮火车从县城到c市，大概需要一整天。
第二天一早，方应琢就从商店离开，我睡眠浅，清楚地听见了方应琢的脚步声。等到方应琢走后，我也下了床，开始洗漱、换衣服。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竟莫名觉得这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有些空荡荡。
其实，方应琢是个很安静的人，他就算在屋子里，也不会出什么声音，但我这时才清楚地意识到，就算方应琢再安静，有人和没人的差别竟然这么大。
走到桌前吃早饭的时候，我现方应琢还给我留了一张便利贴，上面的字迹非常漂亮。便利贴旁边还放着一颗方应琢常带在身上的海盐太妃糖。
——很快就回来。
嘁。多此一举。难道我很想他回来吗？我吃掉糖果，把糖纸和便利贴揉成了一团。
我坐在桌前罕见的了会儿呆，就连自己也很难说清到底在想什么。十几分钟后，我换上外出的衣服，锁好商店大门，去了粟水镇的车站。
车站只有一个售票窗口，我走过去，看了一眼车次表，对售票员说：“买一张到洛城的票。”
洛城就是距离粟水最近的县城。想去省会的人通常都从这里出。
上午和下午各有一趟车，我付了钱，接过车票看了一眼时间，上午那趟还有二十分钟车。候车大厅的人寥寥无几，方应琢在其中异常惹眼，他垂着头，大概是在看手机。
我悄悄戴上了连帽衫的帽子，莫名地不太希望方应琢现在注意到我。
也许从商店来到车站可以算作一时冲动，但直到买完了票，我也没搞懂我到底是在做什么。
想见方应琢吗？不想，看见他就烦躁。想去c市吗？当然也不想，毕竟出门这一趟我还少挣几天钱。那到底是为什么？
手里的车票也被我攥得皱皱巴巴的，我快步走向检票口，趁方应琢还没有起身，先方应琢一步上了大巴车。
其实，这不是我十八年来第一次做这种头脑一热的事。至于上一回，与其说是冲动，本质上是去赴约。
在我上高三的时候，非北与我聊起报考大学，对方建议我考虑一下都的那几所学校，非北列举了很多条优点，最后在信的末尾说，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想见你。
现在一回想，这话说得非常令人牙酸，肉麻程度和方应琢有一拼，不过当时的我只觉得十分喜悦和感动，我研究了都每一所双一流高校，给非北回信说没问题。
一星期后，我又收到一封新的来信，非北提议在我高中毕业的暑假时就见上一面，然后他附上了见面的时间和地址，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日子。非北说，如果我不方便，不去也没有关系，但他会在那里等着我。
我没有立刻拿定主意，没给非北准确的答复，后来，六月份高考失利，七月份看着其他人有了录取结果，我去悬崖边的那块空地吹了很久的风，那时我的手依然动不了，又得知了秦志勇的死讯，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活着确实没什么意思，不如跳下去，一了百了，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什么烦恼了。
这样的想法愈演愈烈，我的身体又向着悬崖边缘走了几步，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脑海中开始走马灯，我想起以前的许多事，想到奶奶，已经没什么印象的母亲，秦志勇，胡雨霏，周敦行和死去的严小禾……最后想到非北，以及那个我还没有应答的邀约。
等等……现在离非北说的那个日期只剩两天了！于是我掉头就跑，没拿任何行李，跑到粟水车站，乘大巴到洛城，又坐了整整三十五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都。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山，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庞大的城市。如果让很久以后的我自己去形容，我总是会想到《海上钢琴师》中的19oo，他曾经也想过走下那艘生活了一辈子的船，可他望着船下未知又复杂的世界，到底没有踏出最后一步。
都于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
人潮汹涌的地铁站里，我无法避免地陷入露怯的境地，因为从未乘坐过这种交通工具，也不知道该怎么买票，自己一个人站在机器前捣鼓了很久，结果票还买错了方向。不过，这座城市里的人行色匆匆，并没有人会在意一个路人的窘迫。
第二天，我准时在中午十二点抵达非北说的地点，是一家位于书店中心的咖啡店。据非北所说，他那天会穿灰上衣和黑裤子，手里拿着我寄给他的信，如果我见到他，就能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