昧：诚然，阿雷西欧的卑微身份有损皇室威严，但伊琳娜若与其他大贵族结婚，他的皇位必然受到威胁，既然如此，他何不祝福这段郎才女貌的新婚夫妇，颂扬他们的爱情宣布他们是天成佳偶，至少其他野心家都不能和伊琳娜结婚了。
在奥古斯都的支持下，牧首宣布他们的婚姻合法，而阿雷西欧显然不满足于做女公爵的配偶，他在婚后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请求面见西蒙二世，也许是出于好奇，西蒙二世接待了他，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谈话，但当他从议事厅出来时，他已经获得了西蒙二世的友谊和信任，被西蒙二世任命为主管财政的御前大臣，在担任这一职务的十七年中，他“从石头缝中变出钱”，得到改善的财政状况使得西蒙二世可以通过雇佣军队增加他的权威，虽然对于日益庞大的边防压力和骄横的贵族们而言，他的财力还是捉襟见肘，军力也是杯水车薪。
表面上前，西蒙二世的政治危机得到了缓解，但西蒙二世很快陷入又一个困境：在伊琳娜结婚后，他又娶了一任妻子，但他仍然没有从第三段婚姻中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继承人，此时他唯一的子嗣便是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海伦娜公主，鉴于塞萨罗亚家族不乏才干出众的女政治家，他也曾经试图培养女儿的政治才能，但海伦娜公主如同近百年前与她同名的那位公主一样天真烂漫，无法承担皇冠的重量。1372年，西蒙一世已经彻底放弃了生下继承人的希望，而贵族们也对帝位的归属虎视眈眈，就在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访客来到了罗马，他自称大秦景王，而在后续的历史中，他有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身份：后秦世宗，建昭帝。
第155章塞萨罗亚王朝史（28）
东方与西方
在塞萨罗亚王朝将古老的罗马帝国从衰落带向兴盛的同时，东方的中国也经历着剧烈的变革：“靖康之变”以来，中国形成了金、南宋与西夏并存的局势，西夏过于弱小，只能在两个强大国家的夹缝中生存，金与南宋则一直为敌，试图吞并彼此。
转折点在于12世纪末期金朝北方的蒙古的崛起，出于对应对蒙古威胁的考虑，金朝的第六位皇帝金高宗完颜允昌放松了对金国境内汉人的控制和压迫，并试图与南宋结好，他的措施起初取得一些成效，蒙古人的威胁被成功攘除，他们逃到中亚建立了金帐汗国，但频繁的兴兵和不成正比的收益使他的行为得不到国内的谅解，形成对比的是完颜允昌对属国西夏和南方的汉人政权过分的宽容，在南宋韩侂胄北伐时一味求和，不仅废除了隆兴合议中称叔、岁币的协定，还主动交还了秦州与商州，内政方面，金高宗延续了父亲金世宗对儒学的重视，并更进一步重用汉人官员，后来代金的后秦政权正是从高宗一朝发迹，与此同时，他又废除了父亲为了维护女真文化而颁行的种种政令。1201年，金世宗病故，其子完颜珏即位，后称金德宗。
金德宗治下，金朝统治危机渐渐浮现，金世宗对蒙古的穷兵黜武对国力造成的影响开始浮现，黄河泛滥等天灾也使得百姓对金朝的不满加剧，后期完颜珏索性不理朝政，终日沉湎玩乐，1212年，金德宗去世，其子金宣宗完颜洪御登基。完颜洪御希望通过对外征服重振国威，下诏对西夏与南宋开战，却陷入了负面受敌的困境，国内叛乱亦兴起，为了平息叛乱，金宣宗不得不重用在金世宗时代开始崭露头角的汉臣秦氏一脉，但作为汉人，秦家族的人始终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君主的猜忌和女真人的敌意最终令他们在1320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诛三族，幸存于世的仅有时任卫国公的次子秦璜和幼子秦璟，兄弟二人愤而起兵叛乱，但金朝宗室完颜守忠亦为将才，这使得秦璜始终没能真正完成他的复仇。
金秦内耗之际，因败于罗马军队之手不得不东撤的蒙古骑兵于1335年试图再次攻金，危急关头，秦璜留言“国危当甚家仇”，亲率精锐之师北伐，金朝朝廷趁机命军队攻打秦军，诸将听命，唯有完颜守忠坚称此时应当与秦军一同抗击蒙古，被以谋反之名下狱赐死。1336年，秦璜被蒙古人射杀，其弟秦璟掌军，即后世秦太祖，经过蒙古与金朝的打击，秦军元气大伤，秦璟遂率残部退隐。蛰伏八年后，秦璟在关中再次起事，金绍宗慌忙退位，将皇位传给金朝唯一可用之将，完颜守忠之子完颜承义，即后世金昭宗，二人的对抗以秦璟攻入金朝都城，手刃完颜承义为终结，1344年，秦璟称帝，改元武兴，追封祖父、父亲与两位兄长为皇帝，所建政权史称“后秦”。两年后，南逃的金朝政权亦溃灭，秦璟继续挥师南伐，南宋慑其威势，于1358年投降，后秦自此完成了大一统，北方壮大的蒙古则于同一年灭亡西夏。
与蒙古的对抗成为后秦建国初期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后秦太祖对蒙古人恨之入骨，曾三次御驾亲征试图“荡平鞑虏”，武兴十二年，太祖病逝于军中，其长子秦煜继位，改元泰康，是为后秦太宗。和父亲相比，后秦太宗更注重文治，他让利士绅，与民休息，广开言路，在他的同母弟弟睿王秦辰战死沙场后更颁布了《泰康偃武诏》，与蒙古约和并“尽解天下武备”，史称“泰康之治”。
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危机是帝国内部剧烈的党争。后秦的统治基石是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的“武兴十八公”，别称“关中勋贵”，但帝国的经济重心却是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以二省控天下近半赋税”，而南朝自恃正统，更不屑于与北朝的“归正人”为伍。尽管南宋政权的投降称得上是“知天命、识时务”，但这无助于减轻太祖对他们的恶感，在武兴六年的“南北榜”案中，太祖诛杀了数十位涉嫌科举舞弊的官员，江南地区名望最鼎盛的六个世家（史称“江南六族”）整整一代的青年才俊被终生禁止入仕，“江南诗书簪缨之家，不及北地籍籍无名之徒”，对于蒙古问题，江南世家也倾向于仿宋辽之例“约为兄弟”，而非“以江南之财赋，控西北之戎马”，这令以军功立家的关中勋贵抗拒不已，太宗曾经试图通过通婚联姻等方式缓和南北矛盾，但尽管民间的隔阂开始消融，统治阶层的对立却日益尖锐。
泰康一朝的文武之争以《泰康偃武诏》的颁布暂且休止，表面上，江南党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关中勋贵并没有失去希望，双方的对立在泰康末年表现为太宗皇帝的继承问题：太宗内宠颇多，但子嗣多幼年夭亡，所活唯有第七子衡，且亦自幼多病，而他的侄儿景王“少慧极，好笑语，有文武才，其仪容殊盛，亦为一时之冠”，在文武南北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