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里不是个大地方，随着搬进来的住户越来越多，房子，就显得越来越少了，于是，有的人若不想拥挤，便只能离开。广胜哥的女儿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搬走了，据说是去了自己的大儿子家，那时我才知道，广胜哥不是家里的独生子，他有兄弟姐妹，可究竟有几个，我却始终没有问过。
文革的第二年，我的妹妹出生了，看着那个整天哭个没完的孩子，我只觉得这个家拥挤到让人不堪忍受，那年，我二年级，可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似乎比同龄人要显得沉默许多，我不爱说话，很多时候也不想和同学一块儿玩儿。街坊和老师说我这是少年老成，我只觉得，我这是阴郁和憋闷。
而后，1968年冬天，我感觉我所有的阴郁和憋闷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广胜哥的儿子又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来来，小强子，看看哥这大宝贝儿，也让你爸妈瞅瞅跟你小时候像不像？！”那个声音洪亮的男人第二次抱着襁褓中的小生命来到我面前。
我咬着牙，看着那个对我来说还不能称之为“人”的孩子，轻轻笑了一声，然后说：“他眼睛太小了。”
我妈从后头给了我脑袋一巴掌，说：“这孩子还会说点儿人话嘛？！”
我并没有觉得委屈，眼里的泪是装的，是假的，我只是在心里某个最阴暗的角落隐隐感到了一种报复的快乐。
可是，我现在想问问自己，我报复的，又是什么……？
广胜哥的儿子，叫建军，我想，那是为了和建红有一种顺承关系，但我确实不喜欢这个孩子，就好比我压根儿就很不待见他姐姐一样。裴建红的出生，对我来说是个打击，裴建军更是第二次打击，两次打击相隔了一年多，效果，哼，是加了码翻了倍的，我只能这么说。
其实，我在长大后，也真的考虑过当初我的抑郁是为了什么，结果显而易见，明显到好像我杀了人就要偿命一般，但该来的还是躲不了，该走的还是留不住，也好像死刑，好像我的命……
我记得，从三年级开始，我就不怎么跟同学玩儿了，我唯一的长进，就是从某一日爆发出来的打架的本事。
一个同班同学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小道消息，非说我偷了他的铅笔。
这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奇耻大辱了吧。对，我沉默，对，我阴郁，对，我不容易接触，可这些并不能当作怀疑我的理由，污蔑我的基础。
那次，我是真的动了拳脚的，在班里原本就算是高个儿的我，把对方打了一顿之后，一脚踢到了教室门外。
打那一顿，不算严重，踹那一脚，却让那小子用手支撑地面的时候摔裂了腕骨。
我永远记得他家长不依不饶的样子，我永远记得我爸妈低头弯腰的姿态，我咬着牙，看着胳膊上缠着绷带的，那个几天之前还和我毫无瓜葛的家伙，终于在最后微微挑起嘴角冷笑了出来。我就那么低着头，用垂着的眼睫毛下透出来的目光看着他，接着，我没有出任何声音的，只是用口型说了一句：
“再敢说我坏话，让你那只胳膊也完蛋！！”
也许，他是真的看懂了我的意思了，一阵重重的寒战，他猛的躲到了他父母背后。
“怂蛋包！”
我再次用口型给了他一个讥讽的定义。
4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的，在飞驰而去的时间流转中，有许多事情改变了，也有许多事情又回到了。
71年，那个了不起的林副主席在温都尔汗摔死了，那年，我五年级，72年，我上到小学最后一年的时候仍旧不敢相信也不大明白，怎么那个让全国人民喊了好几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领导，一夜之间就成了谋权叛国的逃犯了呢？
国家大事，我也许不需要懂得，那么家里的，学校里的呢？我的班主任，一夜之间成了反动文人，还在课堂上就让一群人给连拉带拽揪出去了，这仍旧让我费解。也许是我费解的事太多，也许是事情本身就没人能明白为什么。
从那时起，知道世上原本就很多事无法做什么追究的我，也就更加不想去追究什么了，我变的更加沉默，唯一不变的，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打架成瘾。
评书段子里会这么说：“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我那时便是如此，几句话说不对付，我也许就出手伤人了，我并非管不住自己，而是很大程度上我根本就不打算管住自己。何必呢？反正明天永远都是未知数，那么认真又有什么意义？
然后，当学校终于认为我没法管了之后，当家长终于决定放弃说服教育之后，我爸的皮带，便成了仅有的管教方式。
第一次他拿皮带抽我的时候，我就站在原地一动没动，我甚至连眼睛都没闭，我想，你干脆一皮带把我眼珠子抽出来好了，真成了瞎子，倒省得我上学了，我倒乐得个轻松自在！
但那都只是我气盛时的极端想法，我爸那一皮带没打瞎我的眼睛，只是在我脸上留下了一个之后就再也没能消失掉的疤痕，那是皮带扣生剐出来的。
不深，但是很丑，浅褐色，而且凹凸不平。
而在这道疤痕形成之前，那里，是一个被剐掉了一道子皮肉的伤口，血流不止，疼痛难耐。
可我忍下来了，就在我妈哭着喊着让我爸住手的时候，我转脸就大步走出了家门。然后，我一个没留神就撞在了听见哭喊声要赶过来看看出了什么事的广胜哥。
为了扶我，他的手掌不留神摸到了我的左脸，摸到了那道子血痕，下一秒，他的手好像碰了硫酸一般的缩回去了，哆嗦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