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那是不现实的。
他记得有天天很暗，响雷阵阵，要下雨的样子。学校里管租赁的负责人通知他们，这是租期的最后一天，他们付不出更高的租金，只好把房子转租给做盒饭的。
母亲千求万求，还是没用。他一声不吭，写了一张结业告示，贴到了铺子的窗户上。他的字写得很好，是父亲从小督促练出来的，店里的所有价目表都是他写的。他还做了一块小黑板，用粉笔画成漂亮的板报形式的海报告示，很是吸引学生。
可是这些都不能帮母亲把铺子继续租下来。
潘以伦只好想别的办法，他跟着父亲学过木工和电工，于是开始动手改装设备变作餐车，明日开始他要跟着母亲去做流动小贩。
杨筱光放学后跑来买三明治，要火腿生菜和七八分熟的鸡蛋。一个三明治是三块五，她给了五块钱，母亲心烦意乱，不小心找给她六块五，他们都没察觉。杨筱光拿了三明治一溜烟跑走，她是要赶在下雨前回家的。
过了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学生们三三两两结伴避雨，不少拥在小铺子前。没想到最后的一天生意忽然因为天气爆棚了，潘以伦放下手里的活儿，帮着妈妈收钱算账，忙得团团转。
这时一个浑身湿淋淋的女孩儿拼命挤开人群冲进来，她手里攥着湿巴巴的一张五块钱纸币放到台面上，说：“刚才多找钱了。”
这是杨筱光第一次和他打照面，如今的她一定是不记得的，可潘以伦记得。他当时真觉得这个女孩儿傻，为了五块钱冒雨跑回来，淋得自己像落汤鸡，怎么做人这样憨、这样一条筋？
过了几天他又去杨老师家补代数，女孩儿在房间里做作业，他听到她不停地打喷嚏。杨老师的爱人一会儿端汤药一会儿送水果一会儿倒开水一会儿送酸奶，把她照顾得像个公主，不过该训的还是训了：“我看你脑子就是发昏了，自讨苦吃。”
他在房间外头听见杨筱光瓮声瓮气地说：“哎呀，你别说我了，那个铺子第二天就要搬了呀，我到时候上哪里找人家还钱啊！”
母亲的流动餐车没经营几天，父亲就出了意外。那对他们家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潘以伦不再有心思念书，他每天在父亲出事的那条路上来回走，想找到蛛丝马迹。那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极乱的角落，小发廊、黄碟摊、录像厅，每一个都是万花筒世界里肮脏的一角。
他认识了一些人，提出自己的请求，然后被带进了那个世界。他们教给他一些粗浅的拳脚功夫，还有一些其他的旁门左道。他想的是，以后抓到凶手，可以给父亲报仇。
那一年他十五岁，开始逃杨老师的课，游荡在人员复杂的马路上兜售一些非法的东西，会在工商或城管突击时，飞快跑进临近的弄堂里，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学生。
他还会做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手里拿着西瓜刀，跟着一大帮人，做只有香港电影里才经常出现的古惑仔群殴的事。
他打伤过人，别人也打伤过他。整整一年，他在伤痛中度过。不过他还是会回学校上课，杨老师看到他，就会问一下：“最近成绩又退步了，要不要补习一下？”
他说话时眉头紧蹙，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见不得他小小年纪，就把衬衫拉到裤子外面，把外套拉链拉开。这是小流氓的腔调。
杨老师让他更加想念父亲，他羡慕杨筱光有这样一个爸爸，而他再也没有了。
他的父亲念高中时遇到上山下乡潮，从此便没有再念过书。潘以伦出生以后，他就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潘以伦在荔波念的小学，书读得其实不错，又练过书法，还拿过“三好学生”。来到上海后，因为异地转学，不得不留了一级，可还是和这里的学习进度有出入，不过老师说，如果他想跳一跳，上重点高中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老师就是杨老师。
父亲听了杨老师的话很高兴，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他的床头勉励他，用的是毛主席的古老格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父亲说：“要重新站到人前，先要自强。”
他是能体会父亲写这句话的初衷的。回到上海后，他才知道父亲的家族人口多而底子薄，祖上的房子正遭遇拆迁分房，这样一块“肥肉”让几门亲戚闹得不可开交。人人都以为他们是来分一杯羹的，因此没有人欢迎他们的到来。
父亲不愿搅进复杂的家族房产风波，便领着妻子儿子租了棚户区的小平房，找到几份没有劳保的临时工先干着。
父亲当时打两份工，早上给临近小区的物业公司做电工，晚上则做保安，收入可应付家庭支出，还可节余一些存着让他上大学。父亲工作认真，活儿又干得出色，物业公司有意聘他做正式工，薪水有的加不算，劳保都有了着落。
那天父亲很高兴，说回到家乡终于有了正式落户的感觉。潘以伦炒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韭菜炒鸡蛋给父亲下酒，他们爷儿俩坐在门口乘着凉，高高兴兴说着话。父亲要他“自强”，长叹自己蹉跎了好时光，才会像如今这样累。
满目都是遗憾。
父亲赞他人是聪明的，男孩子烧菜手艺都能这么好。潘以伦笑笑，他做菜的手艺确实不错。以前在安徽的时候，父母下田干活儿，他就跟着邻居大妈学做饭烧菜，给父母留中饭，渐渐也就熟能生巧了。
他一直觉得以前的日子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