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应该是我跟聂亦鹏第一次分手。
没有谁说出那两个字。好像自然而然这样的事情就已成定局。谁都知道，不能继续下去，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谢jessica。
是她将我拉离幻觉，摆脱沉溺。否则我会是那只温水里的青蛙，无声无息，死无葬身之地。
那一场瘟疫是从南方开始蔓延，一开始谁都没有当回事，直到2003年的5月。北京沦为一座伤城。
风声鹤唳的伤城。草木皆兵的伤城。
大街小巷都是戴着口罩，行色匆匆的行人。《star》的办公楼已经不允许实习生进入，所有的在职员工都在家里上班，只需要在做版的那几天去公司。感谢网络，让我不至于与世隔绝，可是我每一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傅心扬给我打电话，依旧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他说他憎恨这场非典，让他驻唱的酒吧和咖啡厅变得人丁寥落。然后，他先后失去了在咖啡厅和酒吧的兼职工作，每日无所事事，当然，除了做爱。他笑着跟我说，“这下北京城要多很多人口了。”每个人都关在家里，除了跟相爱的人在一起，还能做点什么？
我突然不那么痛了，至少听到他那样说，我竟不会觉得疼痛。报纸上，网络上开始不竭余力地渲染着末世的气氛，随处都可以看见马尔克斯的名言。费洛伦蒂纳说，“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就连莫一一也不能幸免，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哪天我被隔离了，我竟想不起要谁来陪我？”花团锦簇的莫一一，火树银花的莫一一，身边的男人犹如走马观花的莫一一，也会被这样的气氛感染，恨不能用一场末世来成就真爱。可是，真爱在哪里？在这个欲望丰富、爱情贫乏的时代，爱情的替代品已如吸食鸦片一般让所有人类都染上了毒瘾，也如瘟疫一般摧毁着我们的机体。那些叫做男人的动物对一百多年前霍乱时期的那个他会不屑一顾、又会嫉妒，也迅速传播着利己的爱情哲学，而那些叫做女人的动物则遵守着这些所谓的法则，停留在无法遁逃的泥沼里，永远望着那朵开在彼岸的圣洁梦幻的爱情之花。对她们来说，改变的是愈见苍老的自己，不变的还是心里青色的回忆。
我在每四小时就会出现一次的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里开始沉睡。然后，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是一片苍夷的地球。跟所有科幻电影里的末日一样的地球。人们已经移民去了火星，地球上的人类只能居住在地下城，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阿西莫夫的世界，他说过，这是地穴。住着不愿离开或者没有能力离开地球的原住民。他们被抛弃在这颗快要消失的星球上。
然后，我看见了他。
他终于不在是那高高在上的模样，地下城里有喧嚣的人声，鼎沸的音乐声，震破我的耳膜。但是我什么也听不见，径直地走到他面前。
“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你想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就抱着你，一直到末日的来临。”
后来我醒了。我用一场幻想成全了自己的爱情。但是终究会醒来。醒来的时候周围的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没有末日，我甚至还活着。再也不会用一场瘟疫，一座城池的颠覆来成全爱情。
我依旧只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刚刚被隔离的小区里。每四个小时，身穿防疫服的工作人员就来喷洒一次消毒药水。
我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空气里昏昏欲睡，无所事事，然后在幻想中沉溺，再在绝望中醒来。只是，在那一刻，我却宿命地发现，原来，我要的只是一个拥抱而已。我开始在回忆里摸索着残缺的片断，从20岁到22岁，从22岁到24岁。原来，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我又开始写歌词。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许久不曾写过一个字。可是这一次，不一样，我为自己而写。
被隔离的第三天，我被一阵激烈的拍门声吵醒，楼下传来救护车的呼啸，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凌晨2点。
我不相信在这个四周拉着警戒线的小区，除了医生和警察还有谁能进来，可是门打开的时候，我发现聂亦鹏站在那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看见他明显松了一口气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些高兴。
“先让我进去。”我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我不相信这个时间他能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我让他进门，看见他皱了皱眉头，这样的味道不是人人都会喜欢。
可是我已经在这样的味道里一个人生活了72小时。
我递给他一个口罩，他诧异地看着我，“什么意思？”
“不怕被传染？这小区都被隔离了。”
他扔掉口罩，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厌恶地甩掉他的手，习惯性地反应，“没有发烧，体温37°。”
在这过去的72个小时里，每隔12个小时，就有人敲门，扔进一个体温计，面目表情地说，“量体温。”隔着厚厚的口罩，一身淡蓝的防疫服无声地传达着冷漠与隔离，然后再面目表情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体温。
他走过来，抱着我。
“好了，没事就好。”
那是一个久违的拥抱。是出现在幻觉里无数次的拥抱。无关情欲，他只是像在哄一个孩子，好了，没事了。
人，其实是一种很容易绝望的动物。在很多事情面前，我们都无能为力。或许到了世界末日那天，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个拥抱而已，但那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