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可以最后堕落一次。她没有原则！她只想有个忘记一切的消遣方式。微醉的男人和半醉的女人，可以让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藤田智也没有送雁飞回兆丰别墅，自己也没有回宿舍。百乐门后面，有一所小旅社，法式小洋房改建的，方便舞客找舞女寻欢。有需求，所以有供给。正如需求驱散寂寞，所以选择沉迷。男人和女人都无力去抗拒。因为醉，所以欲望来得剽悍急促，充满不可名状的愤怒，饥渴的四肢纠缠在一起，抵死抗拒，也是抵死缠绵。她愈来愈醉，醉在激情里，直到最后关口，感觉要被翻了身，细细呻吟：“不要！”不想让他人瞧见自己的背。藤田智也早已触手摸到，那片嫩滑的皮肤上有一处刺手的凹凸，是疤痕。她才不愿意示人？不愿意给他看？亲密至此，依旧生疏。就像身边的人，似个个亲密，实个个生疏。他从来都是赤条条一个人，没有谁在乎过他。
百感交集，便发了狠，苍凉的心内长满锐利的荆棘，想要血肉之痛的满足。他用尽了力，只有情欲，来满足空洞的身体和空洞的心。事后，狼藉遍地，他和她的身上都伤痕累累。雁飞醒了，迷茫的小脸，看不出悔，也看不出欢悦，更看不出生气。藤田智也翻身下了床，着上长裤，罩着衬衫，问：“有烟吗？”雁飞指了指丢弃在地板上的缎面手袋，他在里面找到用银面烟盒装的金嘴三个五。是女士烟，细挑得很秀气。就手燃起洋火，黑暗里有了荧荧的微火，热不了人的心，只要点燃一支烟就好。烟散出淡淡的香。他指尖含香，站在窗前的月光下。“受过伤？”他问。“重伤，死里逃生。”她答。“没有人看到过伤口？”“不曾有人，以后也不会有人。”青烟在月光下浮生，人也虚的，在黑夜里看不见对方，最安全。雁飞开口，存心发难：“说个故事给我听。”藤田智也真的说了。“一个已婚的日本学者在中国游学，爱上了百货公司日货柜台的售货小姐，爱到如火如荼，不知天高地厚，养下一个私生儿子。日本学者家里人把他绑了回去，女人自然是不肯要的，私生子更不能接受。售货小姐有了儿子，不再年轻，更没有依靠，活路顿失，唯一能活命的下下策是放弃尊严。女人领着儿子搬去了三马路，挂了花牌。每个进到女人石库门的男人，都可以做孩子的爹。这样屈辱地过了一年又一年。”雁飞听怔了，问：“后来女人呢？”“后来儿子被接回日本，女人被丢弃在中国，得了肺结核病死了。”一支烟抽完了，青烟顿失，月光下，什么都浮不出来。雁飞还问：“那个私生子呢？”“学者有日本原配，却生不出儿子，整个家族都没有男丁。族长就把孩子带回去，若干年后，他回到中国，身份迥异。”“可以趾高气昂地践踏这片土地？”雁飞在黑暗里挑衅，刺激他，希望他伤得比自己更重。她就是能这样卑劣。藤田智也走到床边，俯下来，扳过她的脸，吻下去。两人都不退让，唇齿相噬，看谁能赢。谁也赢不了，又在对方身上留下自己更多的印迹。“怎么收拾残局？”终于再次放开对方，雁飞平静地问。藤田智也知道她问的是什么，道：“自有人会处理。”她下床，一脚就踢到横在床下的军刀。他弯腰把军刀捡了起来，在月光下刀刃出鞘，一道寒光。“我父亲用这把军刀自裁，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有勇气的事。一切的罪过，也能就此救赎。”
“你呢？”“已经活在地狱里。”雁飞穿好衣服，婷婷立好。“送我回去。”回去可以当一切没有发生，雁飞觉得自己做人的根本应是学习忘记。江太中惨死百乐门更衣室事件只在报章不起眼的边角登了一块豆腐干样大小的报导，含糊其辞地说是与舞客争执，不幸误撞利器致死。日本人要掩盖杀一个中国人的真相，吹灰不费。更何况这是不争气的日本军官闹出的争风吃醋的丑闻。袁经理怕事，派人叫她这几日多休息避避锋头，她也乐得在家中闲散度日。
不过仍会有人来打扰，苏阿姨汇报：“上回要采访的那位洋小姐又来了。”
这么锲而不舍的记者，雁飞是头一次碰见，于是起了会一会的心思。蒙娜独自来了，她是不死心的，也相信自己能成功，这回被邀请进了屋，她是颇得意了一番。
舞女的客堂间尚算雅致，林林总总挂在墙上的相片展现她美丽的倩影。只是眉宇淡淡漠然，教人心惊。一般人未必看得出来，但她想她这双记者的眼能看出来。正环顾四周，雁飞已经走下楼梯。好像静静走进尘世，素净的面，随意扎的发，一身荷叶袖绣花袄裤，裹着白氅，束了高高的腰，足上登着三寸高的白色缎面红梅高帮皮鞋。
整个人，就像冬日就要盛开的梅，微蕊轻绽，蒙娜想，这位上海女子的打扮绝不输巴黎大街上任何一位时髦女士。她自我介绍：“我是《号角》外文记者，多次打扰谢小姐。”蒙娜同她握手，雁飞颔首招呼，坐下，切入正题：“贵报到底想问些什么？”
蒙娜做足功课，开门见山：“陈曼丽生平。”雁飞果真敛了敛态度，说：“她是从江苏乡下来的，算是百乐门第一批公开招聘的舞女。最后的结局是不愿意给日军中将伴舞而被杀。大家都知道的。”蒙娜摇头，再问：“为什么她不肯屈服？稍稍屈服是可以保住性命的。”
雁飞笑着反问：“为什么她要肯？”又道，“中国有句古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样的大道理我们都懂得。”蒙娜又问：“那谢小姐是不是会为了你们——你们中国人说的——‘大义’，做一些危险的事情？”雁飞笑起来：“上海很危险，在上海的中国人也很危险，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是不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