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老母怎么办？家里三亩地怎么办？”小易挠着头皮，望着层层叠叠绵延无尽的山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里，可我们逃到县里还是会被抓住的。”
“那我们就去省城，去首都，总有可去之处，总有容身之地。”
“太远了。我害怕……”
“那你跟我做这事就不怕吗？我告诉他去。”徐曼扣好衣服，赌气去担水。小易拖住她说，“我也想跟你和和美美过日子，但事情太大，慢慢来，好不好？”
两人一边幽会一边谋划出逃。但小易生性胆小，不愿冒险，计划总是一拖再拖。男女之事就如纸包不住火，最蠢的永远是当事人。一天，他们俩在井边刚交叠在一起，仰面的徐曼惊见老锄头手抓菜刀朝小易后背砍来，她边喊边用力推小易，还算小易反应快，老锄头的菜刀只在他背上划过一道口子。老锄头两眼喷火，骂着操尽人家祖宗先人的话，疯了一样追着小易砍。看热闹的村人越聚越多，小易赤身裸体又羞又愧，最后束手就擒。
老锄头没有告官，自以为聪明地选择私了。他把自己老婆和小易捆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上示众，又问易家要5000块钱作赔偿，那是他当年买徐曼的价格翻倍后得出的数目。他觉得应该算上利息和精神损失费。易家凑出2500，其余打欠条，这样才算放了小易。老锄头觉得成就了一桩不错的买卖，没想到却让原本软弱的小易破釜沉舟。好面子的小易说什么也不想在小雨多住下去了，他去了县里打工。
有一天，徐曼收到小易母亲偷偷塞给她的纸条。小易把自己打工的地址告诉她，叫她找个借口出来，他们远走高飞。
徐曼正好怀孕了，跟老锄头说不舒服要去县医院看看。本来，村子里对徐曼肚子里的种就有风言风语，老锄头正好也想去作作检查，以正本清源。报告要第二日才能取，徐曼说，来来回回太折腾，怂恿老锄头在县旅馆住下。摸黑，徐曼偷偷跑去找小易。两人连夜直奔火车站，就近买车票。这一坐坐到厦门。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的渔民开始有了民间交往，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走私风潮顺势掀起。那时候每天停泊或者游弋在台湾海峡的港台走私母船及大陆接货小船有几十艘甚至上百艘，而私货的交易点一般都在晋江和金门的海面上。晋江沿海地区的很多群众，见有利可图，一窝蜂学习驾舟开船，参与海上“水货”贩运。小易当时做马仔，负责在码头搬运货物。
他的老板，绰号“野狼”，以前不过顺时而动，赚点小钱，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带起兄弟来，因为资历和为人老实的缘故，小易颇得老板信赖，在他手下排名第五，老板叫他老五，别人尊称五爷。小易开始发达，饮水不忘挖井人，他对野狼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时序进入90年代，野狼找到来钱更快的行当，业务所需，小易举家迁往广西。他们逐水而居，在一个叫杨美的小村庄，安家落户。那时候，慕远还叫路生，上着小学，是个文静瘦弱的男孩子。
他喜欢杨美，一个靠江的宁静村落，保留着较多的明清建筑，有种遗世独立的气质。老人们总是喜欢坐在门口，手里头干着点活，眼睛时不时瞅着外面，太阳金灿灿的，总似有什么盼头。而孩子们大多聚在码头啸叫。面前那条江叫左江，窄长窄长，总有轮船、驳船来来回回地过，带走孩子们远飞的梦想。
村子是穷的，大多数人家靠种香蕉为生，生活捉襟见肘。要到若干年后，这块地方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就像周庄一样，他们才能靠游人赚点钱。但他朴素内敛的气质却让他永远不可能像周庄一样名声外传，然后铜臭滚滚。
路生的父母工作时间不固定，经常一个电话，就仓促外出，若干时日后再回家。他们从码头现身时，总有一帮小孩跟在屁股后头像过节一样起劲，因为，父母总会给他们带糖吃。别人把他们当华侨，因为他们家显而易见的有钱。他们家的房子是租的，但里面全部是现代化装修。村人听说他们家按抽水马桶后排队上门参观，觉得神奇。不过，路生从不觉得有钱是件骄傲的事，相反，他小小的心充满孤楚。他觉得钱割裂了天伦之乐，让他变得孤零零的像只丧家犬。
他的邻居是个婆婆，也许年纪并不那么老，40来岁？看上去却已经是老太太的模样。他叫她陈阿婆。他父母不在家的日子，他就被委托给她照看。
陈阿婆是壮族人，高耸着两块颧骨，厚着紫红的嘴唇，讲一口他不怎么能听得懂的方言。但是也不妨害他们俩正常交流。
陈阿婆看他们家园子那么大却荒废着，就给院子除了草，用镰刀划出一块两米见方的地分配给他，说：“我们一起种东西，看谁种得好。”
他学着阿婆的样子耕地、播种、浇水、拔草。他很性急，每次回家就对着泥土看：什么时候长出来啊。
阿婆说：莫急莫急，等你考试考100分就出来了。
这块小小的地，在他此后漫长的寂寞生涯，带给他很多的慰藉。
阿婆在岛上种着香蕉。有时候，她会划了船带他去，大多是黄昏的时候，夕晖在水面犁出一道光芒万丈的路来。旁边，没有受到光线的地方就是深碧一片。左江的水当年还是浑厚的，翻滚的时候，可以观察它劲健的肌肉，比村子里的后生小子的胸脯还要结实。当然，今时不同往日，随着文明的进化，现在的它反倒像得了黄疸肝炎似的，奄奄一息，瘦骨嶙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