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年，我们不要斗气，好好过吧。”这是醒来时，他对我说的话。
阳光已经瀑布一样泻进屋子，蓬壁生辉。天空经过一夜的濯洗，清明干净。觉明的脸贴在我面前，亲切如大男孩。
“我今天不上班，陪你。”他说。
我以手探自己额，真扫兴，居然没有发烧，不由低低道：“我怎么连病也不会生呢？我但愿死了，让你后悔莫急。”
觉明说：“就你这种糙皮厚肉，还可以再淋半个小时。”
我伸腿过去，狠狠一下。他惨叫一声，然后八爪鱼一样缠住我，“夫人，给我一点安全感。就一点点。”
“我想想——给不给呢？”
我们吻了。
把垃圾咽下去吐出糖
沈家希望我留在南京做全职太太，相父育子。觉明也说要维持一份两地的姻缘很难，希望我能作出牺牲。可我有事业，并且这个事业还在蒸蒸日上——我跟我们老板合打的几个官司均告胜诉。老板觉得我很有栽培前途，非常器重我——所以，我和觉明还是只能做候鸟。
做候鸟固然有不利的方面，比如说，因为没有束缚，双方受诱惑及至出轨的几率会加大，但反过来，好处也很多。因为相处时间短暂，双方缺点来不及充分暴露，现实的琐碎也还没有机会磨损。那些陈年的破碎光影，更是带着水纹底下的微微错位，隐身于缱绻的情感之后。托尔斯泰说，人都是河流，有湍急和凶险处，也有静美处。我想我大约进入了人生中比较平缓的地段。
我们事务所有了钱，决定做些公益事业，专门设立了“法律援助部”，老板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我，由我主管。
在国内来说，法律援助，为那些打不起官司的人免费打官司，善莫大焉；但是，对事务所来说，是很有风险的。免费、吃力不讨好是其次，主要容易得罪人，有时候，因为捅了天，当事律师很可能遭到报复，事务所吊销执照的情况也未尝不会发生。老板虽然大发爱心，还是一再叮嘱我小心行事。
我就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一个偏僻乡村的女孩出头。她13岁就被学校的几个男生强奸了，其中一个是校长的儿子，那家伙警告她，如果她敢告诉家长，就会使他们家人死光光。女孩出于胆怯和愚昧，一次次忍了。因为没有接受过性教育，自己怀孕多月，也不知晓，父母也未在意。及至有一天，孩子的姑说，这娃是不是得啥病了，怎么这么浮肿。母亲领女儿去医院一查，五雷轰顶，居然怀孕6月，因为身体构造的原因，不能流产，生产还不能打麻药。女孩吃尽非人的苦头生下孩子，一生就此毁掉。校长却不仅拒不认帐，还反咬一口。女孩成天生活在窃窃流言中。她父母想搬走，换个环境，可又能搬哪里去。而且，凭什么，有些人造孽却得不到惩罚？（事情属实，来自《道德观察》）
我去见他们的时候，场面极为心酸，15岁的女孩子已经完全是妇人的模样，身材走样，臃肿，笨重。她在逗孩子玩，孩子扬着手叫她“姐”。
女孩的妈妈抹着泪说，“就当是我生的吧。否则，孩子长大后怎么做人？我的娃已经毁了。”
经过调查取证，我们事务所帮女孩提出诉讼。因为证据确凿，案子很快结掉，犯罪人就法。
两个月后，我去那边回访，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意外袭击，腿骨被打脱臼，在医院足足养了一个月，才算恢复。
因着此，觉明坚决不让我吃律师这碗饭，亲自去事务所帮我办了辞职手续。老板惋惜地说我天生是做律师的料，有正义感，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而且属于越挫越勇型。觉明说，不好意思啊，我宁愿这社会少一个称职的律师，也不愿自己丢一个哪怕不太称职的老婆。老板握住觉明的手，“明白明白！小裴以后多回娘家啊。”我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卡嚓结束了。
其间自然也并非顺利，我跟觉明口角不断。我说要都跟我似的，吃点小苦头就退缩，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他说，这是社会问题，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死你一个人，社会健全不到哪里去。我说，就你这样的人存在，这社会才恶行猖獗。他说，你别跟我犟，别人我管不着，我不希望我老婆送命。
病愈后，我便回到南京，尽职做主妇。每天清晨一拉帘子，迎接阳光到来，晚上，一闭帘子，送走一天的光明。日子固然无趣，却也十分平整。觉明还算模范，但是作为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应酬毕竟多，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人守空荡的家，与书本、花木相伴。偶尔他打电话来说晚上回家吃饭，我便雀跃地像上了战场，用铲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是他连着十来日出差不归，我会渐生幽怨。我终于明白怨妇是怎么炼成的了。
我辞职后这个无所事事的夏季，沈觉明用这种“可鄙”的方式让我依恋上他。
我迷恋他身上的味道，试着调配香水，给他的衣柜里喷。前味是清凉薄荷，中味是冷香，后味近于雪茄的烟草味道。他走来走去，嗅着：“怎么这么怪？”
我们用过晚餐，我把围裙系到他腰间，“为表示你的诚意，你好歹洗一次碗。”
他“啊”一声，作个痛苦不堪的表情。我道：“又不要你死。至于这么崩溃吗？”
“我很累。累死了。”他大声宣称。
“你是懒。”我自己去洗。
洗的时候，他悄悄过来，抱住我，说：“我给你讲个笑话。”
“你有这精力，未如帮我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