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又咚咚猛敲了一阵，有些不知所措。
出去走走好么？他说。好像无法拒绝。我顺从。他开始走。我跟在他后头。晚风有些清凉，吹得我的毛衣像一堵四面漏风的墙。我微微瑟缩了一下，他看到了，说：冷么？要脱自己的风衣，我连忙道：不冷。他作罢，说，那我们去吃点东西。我说我不饿。他说可以喝点粥。
我们走出学校东门，沿着马路走，经过一座桥，在河的边沿有一溜小饭馆。这边的饭馆专做学生生意，菜比较廉价码量却很大，生意因而红火。当时我自然还未上过任何馆子。司亚夫领我进了其中一家，他估计跟老板很熟，说了几句话，我们上了阁楼。阁楼布置很温馨，有一根柱顶开一扇竹窗，正中一方矮矮的方椅，两个锦榻。我一时又有些手足无措。茫然不知他何以要与我出来。他说：坐。我便坐。很不习惯。又改为跪着。与他面对面，隔着很短的距离，发现他真的很好看。我的词汇向来很贫乏，我只能说很好看，或许还可以说很舒服。就像若干年前，我看着小松的背影。
我于是说：你很像一个人。
哦？他说，谁呢？
嗯，我说，像我一个邻居。
他说是么，语气淡淡的，但似乎更像小松了。
我忽然说，我很喜欢他。忽然觉得自己说得莽撞，脸一热，又说，是那种喜欢一朵花一棵草那样的喜欢。他微微笑，说我明白。
菜上来了，几样小菜，花生、萝卜、野菜以及酱牛肉，暖和的白粥盛在小小的蓝边白瓷碗中。素雅清淡。
我吃了一口，问他是哪里人。
他说江西。
我说你工作找到了么？
他点头，说，是的，签了深圳一家保险公司。
我有点惊讶，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与保险似乎是绝缘的。他脸上有一抹自嘲，却并未多做解释。当时要留在上海是很困难的。但是我想他应该读研吧。至少，我觉得他应该留在学校里。但是谁知道呢，他会有他的考虑。他毕业后，我收过他的信，他自比卡夫卡，觉得时时处在生存与写作的焦虑中。
他看窗外的夜，忽然就很沉寂。我略略紧张。看他模糊难明的脸色，不知如何劝慰他。或许他不需要劝慰，但是我想他找我出来，必是想找个人与他说些什么，但是我实在口笨，或者说，我内中实在没有足够与他对话的才学。
他开始跟我说《百年孤独》那个融合了三种时态的著名开头，讲俄罗斯文学的黄金、白银时代，讲各自为营的当代诗坛。我没插话，觉得脑子很空，像一张白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且越来越紧张。
过一会，我说，我要走了。11点会关门的。
他回过神，说好。
便和我走。
风依然很大，但大概是喝过粥的缘故，我觉得身上热烘烘的。经过河的时候，我们在桥上站了会。他说：我觉得你挺特别的，想和你认识。我脑子哄了一下，小松似乎也说过。我真的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或许是比别人多了些泥土气吧。只能这样说。
大一的功课排得还是很满的，除了晚上，我整天都有课。司亚夫却很闲。工作已定，整个学年他唯要做的就是交出一篇毕业论文。
他们那年毕业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极悲壮的形象。那些毕业生们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伍，唱着悲壮的歌，在校园游荡；不时有人加入，使队伍越发长。到礼堂前面的大草坪上，学生们哭着笑着，恣肆地喝酒，恣肆地演讲，恣肆地抒发着理想、迷惘、热情与踌躇。有月亮将他们的影子拉的纤长，有风将他们的发扬起，总让我想起一首歌：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后来的学生，便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没有诗歌，没有热情，也没有梦想，只想着考托福、出国，或找关系争取保研，最不济拼尽全力找份高薪工作。
司亚夫来找我。我们走在队伍中。我略带好奇地看他们的悲壮。说：我理解不了。司亚夫说，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说，现在交通很方便的。他说，阻隔的不是距离而是人心。只怕以后每个人只会沉溺于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本来都只过着自己的生活。我说。
司亚夫说，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共同的梦想和担当，我们觉得未来是我们的，是可以创造的，但是，未来究竟怎样，没有人能说清楚，又很恐慌。时间有时候真的很可怕，真怕若干年后回首自己已经不是原先设定的自己。
我说那就做呗，努力做呗，照着自己的目标。
他笑，说：你还小。
我真的很单纯吧。觉得世界是可以凭自己把握的。结果当然不是。
他们开始唱“青春无悔”。我也跟着唱。那时候，狂爱听老狼的歌，觉得高晓松的词很精致，美丽而忧伤。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我唱几句，回头看司亚夫，冲他笑。他也笑，忽然拉我的手。我一惊，往前跑几步，甩掉了。他也未怎样。
到大草坪。我跟他以及其他陌生人在一起，他们喝酒。司亚夫问我喝不喝。我想了想，决定喝。虽然以前从未喝过。但是酒也许真能给人豪情。我喝酒。跟大家一样，直接拿了易拉罐灌。我发现自己很能喝。我父亲也很能喝，也许是遗传吧。我从来不知道需要多少酒精才可以使我醉掉，我只知道我会难过。喝过酒的我心里会无比灰暗。就在大一我对人生充满希望的时候，那些酒，那些痛哭的人们让我觉得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