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牟县一行，几个狗腿子都带着兵器。这不是京城，为保护小公爷安全，兵器都是随身携带。
这莽汉竟然要入京杀官家，他是活腻了。怕还到不了宫门口，就会被侍卫抓了。
狗腿子们严阵以待，只等孙星云下令，他们便一拥而上擒了这莽汉。
孙星云却笑着
摆摆手，示意众人不可轻举妄动。
“不知李魁兄与天子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入宫行刺天子，你就不怕掉脑袋么。”
那李魁猛地一拍桌子:“哼！天子不长眼，牟县那几个狗官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此昏君不杀留之作甚？”
孙星云看了眼石头几个人，这莽汉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他又转头笑着道:“这牟县狗官横行霸道，你该杀了那狗官，与天子何干？”
谁知李魁又道:“俺曾蒙面摸进县衙，将那狗县令捉住，俺本想给他两斧头砍了他狗头为民除害。谁知这厮说什么他是朝廷命官，他都是按照朝廷命令行事，也是身不由己。俺一想也是，他这狗官是天子册封，不如俺先入京杀了那狗皇帝，回头再来和这狗县令算账，于是俺就来了。”
孙星云一惊，这厮能孤身闯入县衙，本事倒也不小:“你说这牟县狗官鱼肉百姓，不知是如何鱼肉法？”
一说这个，李魁加倍愤怒了:“整个牟县百姓十户九户都沦为佃民，官府和大户肆意压榨百姓。大多数百姓一年到头下来种的粮食连交租都不够，他们每年不得不到京城乞讨。谁知道京城官府动不动就驱赶鞭笞这些百姓，赈灾粮食一下来，那些大户又从百姓手里将粮食收回去，说什么是欠他们的租子。你说这样的狗官该不该杀，那京城的狗皇帝昏庸不昏庸！”
大宋朝为维护地主阶层利益，并
不遏止土地兼并，这也造成大量土地被地主兼并，无数百姓沦为佃民。
而宋朝的佃农的地位是低贱的。法律上甚至明文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
地主杀害佃农，可以不必偿命，所以有的“富人敢于专杀”，甚至视佃农的性命如草芥。
宋朝乡村，没有地的佃农，一般须编入“乡村客户”的户籍。他们租种地主的田地，而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有些地主还出租耕牛和农具，甚至掠取高达八成的地租。
某些贪得无厌的地主还经常使用各种手段，例如用大斗、大斛巧取豪夺，变相加租。高利贷也是地主掠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
复当时象买卖奴隶那样，地主可以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
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跟土地、耕牛、农具、船屋等生产资料一起当做礼物来送人。
地主可以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
到孝宗时，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
地主可以强迫
役使佃客家属，强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干预佃客妻女的婚嫁。这种对佃客的人身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北宋时期，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遇到正直的官员会以杀人罪论处。而遇到一些狗官，只要地主使点银子，有的甚至只是赔点钱了事。
直到哲宗元佑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
而到了南宋，官府又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
都说大宋经济富庶，殊不知农民造反也是最多的朝代。其实，大宋朝弊政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