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一部分犯人刑期结束后，需要被转移到监管机构，进特殊思想与行为的再教育。
而这种「再教育」的时间，短则几年，长则十余年。形式等同于继续坐牢。
实际上，所谓《社会保护法》，是全斗焕维持自已独裁统治的手段之一。
当时的南韩，经常开展反对军人独裁的运动。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全斗焕还成立了「国家保卫非常对策会」。
目的是，消除社会弊端，扫除社会犯罪。这翻译成全斗焕的心里话，应该是「消除社会异已，扫清反对力量」。
这种机构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两个现象：
首先，警察的综合素质变低。他们只负责暴力镇压，专业能力一言难尽，对民众更是欺压凌辱，无恶不作。
而苦不堪言的底层民众，在违法后，会受到加倍刑罚。结束刑期的犯人们，全部被收容到劳教所，继续过着非人般的生活。
他们在劳教所里，每天有高强度的劳作不说，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管理人员的辱骂和毒打。
作为「再教育」，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样的法律法规，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效力，也就罢了。问题就出在「执行者」身上。
对南韩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南韩统治阶级背后的势力，盘根错杂。
任人唯亲，包庇犯罪，这种事屡见不鲜。
当时总统全斗焕的弟弟全敬焕，是前总统朴正熙的司机。
亲哥当上总统后，他也「鸡犬升天」，混入了南韩高层统治阶级。从此大肆敛财，好不快活。
但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
1988年，全敬焕借家族之便侵吞7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200万）的国家财产。
最后却只是轻判，七年。更离谱的是，仅在三年后，他就被释放了。
面对采访的媒体，全敬焕的第一句话就是：「不世袭，无罪。」
怎么理解呢？大概意思就是「我有钱，我有权，所以我无罪」。
对比之下，盗窃了500多万韩元却要过17年铁窗生活的池康宪，活像个笑话。
都说，勇者抽刀向强者。可现实往往是，掌权者抽刀向弱者。
囚犯们可以接受自已犯法坐牢的命运，但不能接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已的方式，讨回公道。奈何12个人里八个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只剩下四个核心人物了。
在逃亡的日子里，池康宪始终没有忘记自已的目的：
一定要给全斗焕一点颜色看看！
一定要让世人知道自已的心声！
以池康宪为首的逃亡四人组，一边逃窜，一边规划。
最终，他们选中了当时南韩有钱人扎堆的地方——汉城富人区。
为什么要选择富人区？
毕竟，比起这种治安良好、戒备森严的地方，缺乏管理的贫民区应该更适合藏匿。
但池康宪一行人的目的，从来不是通过越狱获得自由。他们选择汉城富人区的原因有二：
第一，相较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们，有钱人往往更加惜命。
这也方便他们「借宿」或者「借钱」。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总统全斗焕的豪宅「延禧宫」就富人区。
这是池康宪逃亡时说过的话:
「我家里就很穷，读到小学毕业就没钱继续了。」
「父亲脾气暴躁，酗酒成性，天天对我和四个哥哥姐姐拳打脚踢。」
「因为穷，所以没钱读书，不读书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又怎么赚钱呢？」
「别说享受生活了，平时打杂工赚的那点钱连维持温饱都够呛，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我还是要说出来。」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一名贫穷但浪漫的诗人。」
「我也认为自已是韩国最后一位诗人。」
「我是一个浪漫的悲观主义者，想做一个快乐的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