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你们不知道的是那种通过对心上人武功的研习而获得如同与心上人携手相伴的快乐，未曾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懂。”
“石之轩走出幽林小谷的时候，应当是隋炀帝刚刚即位的时候，经文帝数十年积累，此时的大隋国富民强，一片升平盛世的气象。
但石之轩却凭借自己人的洞察力清楚地看出这个表面上一片繁华的国度所面临的最重大威胁所在，于是他借用了可能同为魔教某个流派的“裴矩”这个身份，接受隋炀帝的任命，一头扎进了西域。”
“西域与中原王朝间的关系，取决于深刻的地缘政治的原因。
有人曾指出，北方的大致轮廓与学界所称的“15英寸等雨线”颇相吻合，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15英寸等雨线一直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水岭，一年的降雨量要是小于15英寸就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是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无法展出有效的农耕文明。
游牧只能是靠天吃饭，于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时间的灾难与迁徙中不断建立起一个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向南方进行掠夺与征服。
所以在当时，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间的斗争，是有着其不得不尔的深刻原因，将突厥对大隋的攻伐说成是憎恨裴矩的挑唆，实可谓是倒因为果。
突厥人原本只是柔然治下的一个奴隶部落，但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时，突厥与西魏开始结盟往来，从此后走上了争夺草原霸权之路。
在此后数十年间，突厥人横扫草原，灭国无数，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级草原帝国。
突厥的强盛给中原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时还处于南北分裂中的中原大地，以致于当时的中原王朝不得不争相向突厥人纳贡示好，以免腹背受敌。
隋的前身北周亦饱受突厥欺凌，北周武帝甚至不惜迎娶突厥木杆大汗之女为后，而让他自己的原配窦氏退居侧室，其卑躬屈膝的程度一致于斯。
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退让更加剧了突厥人的气焰，以致于到了佗钵可汗的时代，其竟公然宣称:“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那么孝顺，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
此时突厥人自认为其对于中原已经是类似于太上皇般地存在了。
但中原王朝的隐忍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在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之后，隋文帝自认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北方，而且大隋国力日盛，是以随即切断了对突厥的财物供应。
突厥为之震怒，当下全力南侵，全面突破长城防线，隋军尽起精锐相抗，却仍被杀得节节败退。
突厥人纵横千里，所向无敌，直至隋将达奚长儒率两千隋军与十万突厥军在周桀拼死一战。是战隋军将士昼夜拼斗，血战三日，士兵手中武器全部损耗殆尽。
隋军士卒赤手空拳依然毫不放弃，没有武器便用拳殴击，军士手皆见骨，突厥人死伤万余。
而此时血战到底的隋军两千将士几乎死伤殆尽，达奚长儒自己身被五创，两处伤口甚至被刺穿，身负重伤。隋军将士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硬生生将突厥人吓退，这也显示了突厥的可怕实力。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石之轩在西域的经略。
他在原本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不带一兵一卒，仅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短短数年间，在西域初步建立起了隋朝的霸主地位，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o8年，炀帝祭祀恒岳时，西域十余国“咸来助祭”。
随后隋国在伊吾建城并分兵驻守的举动，由于裴矩的存在，西域各族不但毫无反对，反而深表认同。
而石之轩挥其花间传人绘画上的天赋而写成的图文并茂的《西域图志》，遍及西域四十四国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更是成为隋唐两代经略西域的必备参考书。
此外，石之轩在历史中里最为人诟病的唆使突厥分立的措施，实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讲，诚可谓是泽及后世，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后，内战连连，却又各自奈何不了对方。
于是隋国在此时可谓左右逢源，东突厥的启民可汗甚至不得不采取表面臣服于隋的政策，昔日的老子成了儿子，虽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但确实已兆示着大隋颇有翻身做主人的气象。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石之轩达成这一目标虽然倚仗了大隋蒸蒸日上的国势的强大威慑力，但却不曾因此在西域动过半分刀枪。
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石之轩在坚持着使用最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最血腥的问题，但我想，或许，是他心里午夜梦回时的一个倩影。”
“我很可以理解赤手空拳便将西域搅得天翻地覆的石之轩，为什么会在《西域图志》中自信满满地以“浑、厥可灭”来做结尾。
当日的大隋军容鼎盛，国富民丰，在有了他在西域打下的良好基础，并有了《西域图志》这种对敌人形势的清楚评估文件之后，他的这种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当然，在平抚西域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如邢漠飞之辈的怨恨与血泪，但国家民族的利益，从来不能仅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加以考量，否则宁道奇约战宋缺，就实实在在是无耻之尤了。
在西域的局势告一段落之后，石之轩的目光又投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高丽。”
“说起隋炀帝征高丽，历代上所给的评价基本上都是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甚至因此而差点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的研究者。然而当我们跳出国内政治的框架，从国际政治的高度来考量隋炀帝的远征高丽，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隋唐之际的君主，为什么会前仆后续地将征高丽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之一。
《隋书·高丽传》说，高丽王得知隋平陈后大惧，立即"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可见隋的统一对于当时东亚政治格局影响之大。
南北分治时，分立王朝均无力北向，而当中原大地一统于隋，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开始由势力均衡的多极分立向以隋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关系转变。
实则高丽在辽东的经略，却严重挑战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单极国际体系。高丽自魏晋以来，趁中国内乱之际向西北扩张，在经过了与曹魏及鲜卑慕容氏的几次生死搏斗，牢牢占据了辽河流域。
辽河流域位居中原王朝与突厥势力的交界点，对中原王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只要控制了辽河流域，也便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国家，如此便可斩断势力已达此地的突厥人之左膀右臂，进而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形势。
然而高丽占据了辽河流域之后，不但由此获得了肥沃农田，从而经济实力大涨。
更以辽河流域为基地，开始将东胡各族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了手里，形成了突厥与中原王朝两大势力间一个微妙的“关键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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