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划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