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皇权。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学，兴儒术，开言路，荐人才，却又留心俗务，重用酷吏，奖励军功。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只独尊自己。
那么，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一手抓官，一手抓钱。
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是卫青、公孙弘、张汤和桑弘羊。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张汤懂法，桑弘羊会理财，汉武帝得心应手。
是啊，有钱就能做事，有兵就能护家，懂法就能治国，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结果，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统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汉兴，原因就在这里。
汉武的帝国，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
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
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的。
那么，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这与秦政无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事实上，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与此同时，儒学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批判，没有争鸣，那才真是“毁人不倦”。
永为神州种祸胎，当作如是解。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
罗马，与大汉会有关系吗？
后记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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