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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