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恕放下车帘，低声吩咐一名侍卫回去后如何传话，杨氏还在坐月，不能下床，但这事必须得她暂时帮着隐瞒住，所以只能让侍卫传话给杨氏的大丫鬟白露。
“……孩子还不知情，暂时先不要说，等我回去后想个办法，慢慢告诉他，他年纪太小，受不得大刺激。”
侍卫领命，上马随车一同离去。
君恕又命另一名侍卫将侧门从内栓起，然后到市舶司衙门正门去看守着，不准任何人进入。
他则快马往提刑按察司报案去。
德庆帝此次南巡最重视的便是海上贸易，市舶司的大小事自都格外受到关注。杭州市舶司内所有人一夜之间全都死于非命，如此惨剧当然瞒不过他。
德庆帝这几日心情本就不好。
河北发生地震大灾，监国的太子未曾请示便先做出调遣军队救援与施粥饭钱银赈灾的决定。
由上京到杭州，就算快马加急，奏章往返至少也要七八天。若当真先请示再救灾，自然耽误了最好的时机。
从道理上来说，太子不过是更务实，把轻重缓急的“重”与“急”放在受难的百姓身上，这样的选择不能算错，而且更是一个合格的君王应有的觉悟。
可惜，现今祁国的君王是德庆帝。
如果单纯从父子关系出发，看到身为继承人的太子事情办得越好，德庆帝越应该感到欣慰。
但是，他们身在皇家，凌驾于父子关系之上的是君臣关系。
皇帝一路南下，所经之地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知道德庆帝不在京中，稍一分辨就能知道做出赈灾决定的是留守京中的太子，那么结果便是百姓感激、拥戴太子。身为皇帝，且是尚在壮年的皇帝，若继承人无能，他不会满意，可继承人的声望建立起来，甚至有与他并驾齐驱之势，自然更不乐意。
太子不能离京，深入灾区主持赈灾的是大皇子，他在奏折上写道：“百姓对太子交口称赞，感恩戴德，更有不少热心之人，打算筹集银钱为太子塑造金身，香火供奉，以求得保永世平安。”
德庆帝看到一半就忍不住把奏折扔出去。
塑造金身，接受供奉，成为活菩萨一般的人物，那他这个还活着的皇帝又被放在何处？
市舶司衙门惨案的消息便在此时送达。
德庆帝逮到一件可以光明正大发脾气的事情，偏偏却没有可以发泄的对象。
市舶司的人能死的都死了，只有汪家留下一个七岁大的小孩子，他总不能怪那个奶娃娃昨晚不回家，没和爹娘死在一处！
按察使递来的奏章里又说，凶手先在水井里下毒，于是体质较弱的女子们，以及文质彬彬的师爷们，大多直接毒发身亡，身上并无伤痕。而身有武功的衙役都是毒发后又被利剑刺穿身体，失血过多以至死亡。至于汪思齐，尸身连头颅都不见。
因此推断，谋杀起因属于寻仇。
但并不曾听闻市舶司曾与人结仇。
只能猜测，大概是市舶司成立后，对沿海贸易收税，引起海盗不满，滋事示威。
清缴海盗，属于提刑按察司职责。至于税收相关，又属于市舶司上级的承宣布政司职责。
因而请求将案件转介。
德庆帝又一次摔了奏折。
都、布、按三司是一省内平行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分管军事、民生、刑名。谁知发生大案，按察使的第一个反应竟然不是分工合作，而是推诿责任。
火上浇油之下，德庆帝干脆将查案之事交给陵光卫。
而他自己，因为兴致全部败坏，又惦念着早日回京惩治太子，所以决定提前返程。
皇帝来到时声势浩大，离开时也是全城出动相送。船队启程那天，杭州码头上挤得水泄不通。
杨天戈仗着个子小，行动灵活，摆脱家人，独个儿钻到御船前，凑到随静妃回京的楚婠身边。
“呐，送你的！”他骄傲地仰着小脸，气势非凡地从袖中掏出一块手帕来，“这是杭绸做的，刺绣用的是苏绣，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那块手帕白绸为底，绣满缠枝牡丹，丁香色为花朵，银线做枝叶，清雅又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