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存心想留作纪念还是什么的，纯粹是现在物资太过于紧缺，什么东西都被当成宝贝留下来用。余秋还见过用人拿农药瓶子盛煤油，更有甚者还拿德国原装铝罐改造成饭盒装饭吃。
她去田里头给人送凉茶的时候看到了，差点儿魂都吓飞了。她坚持说这铝罐装过剧毒农药，不说深埋也绝对不能装食物。
结果农民跟没事人一样，只反复强调洗干净咯，没关系。死活不肯放弃难得的铝饭盒。
她能说什么呢。
还有人将铝罐改成汆子装在柴灶的铁锅边上，就着烧饭的余火滚开水。这种新型汆子轻巧容量大还省柴火，相当受欢迎。
何东胜留下的尼龙口袋同样是不浪费，每年都基本上被拿来装种粮。六队的社员们坚信种子在尿素袋子里头装过了，长出来的庄稼都要比旁处茂盛些。
尼龙口袋不大，最后只勉强贴了木箱子的两面，算是半网半箱地凑合着用了。
何东胜将蚂蟥放了一半进网箱，然后拿长毛竹架着，好叫网箱半浮在水中，尽可能让蚂蟥呼吸到新鲜空气。
余秋疑惑地看着他：“为什么不在网箱上面一圈放泡沫呢？钓鱼的线上不都还穿着浮子吗？这样它不就能自己浮在水上了么。”
何东胜一愣，旋即哈哈大笑。他伸手想拍小赤脚医生，夸一句“真有你的”时，不小心对上小秋大夫不悦的抗拒神色。
生产队长赶紧收回手，直接竖起大拇指称赞：“这主意不错，我去弄点儿泡沫过来。”
毫无疑问，泡沫的来源地仍旧是修桥队。负责看管的工人师傅已经彻底没脾气。这杨树湾的年轻人怎么这样？什么东西都能被他们当成宝贝。
何东胜放下了网箱，又去大沟淌了螺蛳回来丢进去给蚂蟥当饲料。一直忙碌到胡奶奶择菜准备烧饭，他才歇手。
胡奶奶招呼他留下来吃午饭他也不肯，他得趁着午饭前赶紧拿软泡沫给稻田设好防护网。
下午他还得跑一趟白子乡公社，去拿定好的草鱼鱼苗。鸭苗也得赶紧领回来了，不然大暑天更热，小鸭子说不定会闷死掉。
胡杨好不容易忙完手头的账，从大队赶回来，兴冲冲地准备试验他的太阳灶。见何东胜要走人，他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不喝太阳灶煮出来的茶了？”
何东胜笑：“我可不等着，我先下趟田再说。不然水晓得水什么时候烧开啊。”
胡杨点点头：“行，你先去，回头我把水烧上，就过去找你。”
说着，他兴冲冲地将手里头的包裹塞给余秋，“你跟田雨的，尼龙袜。保准不跟棉线袜子一样，直接垮在脚上。”
余秋眼皮子微跳，迟疑地重复了一遍：“尼龙袜？”
“对啊。”胡杨已经拿出了他的太阳能灶，往托盘上放铝罐水壶，“我妈给我们寄的，昨天就到了，结果给我放大队部了。”
他转过头催促余秋，“你先选。没事的，这个就是用工业券，我们一人一双。”
余秋眼皮子跳得更加厉害了。妈呀，买双尼龙袜子还要工业券？那泡在水里头的尼龙口袋到底能做多少双袜子啊。
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何东胜。
生产队长笑得眉毛眼睛都往下弯。他朝胡杨挥挥手：“行啊，我看看我们把田都收拾好了，你的凉茶能不能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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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当时化肥问题的资料：
据从德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美国解密文件第807号情报记录披露，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府，决心解决粮食问题，出台了重大的农业发展计划，这使得化肥进口量迅速增长。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中国农业虽然受到“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仅就氮肥来说，中国的进口数量从1964年的40万吨增长到1965年的50万吨，到1967年可能增长到94万吨。当时主要的进口对象是欧洲和日本。中国还利用两者的商业竞争关系打破了商业垄断。日本虽然1972年9月才跟中国正式建交，但在此之前已有贸易往来。
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和松村谦三。
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中方随后披露了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交易，并要求日本化肥工业满足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价格，并要求日本在1966年12月20日前给答复。
日本建议卖给中国60万吨氮肥或一定数量的硫化氨（每吨46美元）。但中国不断压价，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日本那里买了150万吨硫化氨，价格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一致——每吨34美元。
日本在这场交易中不得不让步了，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化肥工业会被踢出中国市场。这样，中国就节省了660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欧和日本对世界化肥市场的垄断，为中国自主的化肥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