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二天，就剩一个打杂的临时工还留着。高明朗也不再丢活下来，温以宁成了闲人一枚，可公司的大小会议都让她参加，干巴巴地坐在那儿浑身尴尬。这就是高明朗的卑鄙之处，往人难堪的时候捅刀子，痛，却偏不让你出声儿。
“听说了么，温以宁的工作归纳给文组长了，成她领导啦。我刚才还看见以宁抱着一大摞文件去复印呢。”
“不会吧，这什么世道啊！论工作能力，文雅还不如以宁呢。”
“那还不是高总一句话的事儿。”
“说起来，她们那组也是应酬最少的。”
“这个我知道，因为她自己不喜欢饭局。”
“可这几天，文雅天天让温以宁去应酬陪客户，还是巨难搞定的那种。”
短暂安静，其中一人感叹说：“其实她这几年吃了很多苦，一外地女孩儿，在上海立足不容易的。哎，她应该顺着点高总。”
“顺了他的风流吗？”大家掩嘴偷笑。
一个月来，同事们没少抱不平，但谁也不敢明里表态。怜悯也好、公道也罢，别人的故事终究只是够人消遣的谈资而已。感同身受这个词，在丛林法则的社会职场里，变得几近不可能。
周五晚上在中山东路有饭局，陪的客户是东星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新官上任精神得意，酒过三巡之后就有点人来疯。义千传媒明年的广告投放还得仰仗这位主任，高明朗和文雅当然是顺着哄着，这礼拜文雅让温以宁赴了四个局，是个正常人都得崩溃。今天喝的又是茅台，高明朗存了心没打算让她舒坦，温以宁胃里火在烧，借口去洗手间才能出来透会气。
江连雪的电话就是这个时候打来的，问她两周没回去了，什么时候回家。
温以宁掐着太阳穴，在窗边吹风醒神，“再看吧，最近忙。”
听出了女儿声音不太对劲，江连雪问：“工作顺利吗？”
“嗯。”
太久没和女儿说上话，江连雪不免多念叨几句：“当初留在翻译院不是很好吗，轻轻松松，体体面面，哪里用得着现在这样辛苦！”
温以宁提声打断：“您能不能不提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