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和珅的职位越来越高，官职越来越大，和珅想表现自己权威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和珅知道世人的人性弱点，你越有权威，你说的话就越正确，重量级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而草根百姓你说什么都是错的，原因是你没有权威，人轻言微。
权威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讨好皇帝中得来，你是皇帝的宠臣，靠山硬了，你就有了言权，有了权威。二是自己显示出来，使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利，去制服那些不服从自己的异己，让他们俯帖耳，不说三道四。
和珅时刻在想着找一个表现自己权威的机会。没想到这个机会自己找上门来了。
一天，和珅在翻看一本叫《字贯》的书，当他翻到第一本第十页“凡例”时，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海成死定了！”
海成是谁？江西巡抚。一个江西巡抚怎么和一本书扯上关系呢？
说来话长。《字贯》的作者王锡侯，是一介书生，从小刻苦学习，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做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谁知，命运不济，自从三十八岁中举后，连续九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金榜题名。心灰意冷之际，开始奋着书立说。
他花了十七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字贯》。这部书是按天、地、人、物四大类编纂的简明字典。他在书中的序里说“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本来这只是王锡侯的自吹自擂，没想到竟会惹火烧身，祸从天降。
其实这几句话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什么反动言论。可是，偏偏同族的一个叫王泷南的人，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王泷男本是当地的一个混混无赖，被官府抓去配到云南服役。这个混混受不了服役的苦，找了个机会偷偷地跑回来。那时王锡侯正直年轻气盛，看不惯这个混混，就伙同乡里的几个年轻人把王泷南再次抓住扭送到官府。
多年后，王泷南御赦还乡，对王锡侯一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字贯》出版行后，王泷南大喜，咬定王锡侯视悖逆之行为，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告到县衙。
县令接到状子，觉得事关重大，自己做不了主，就把状子又上报给巡抚海成。海成又上报给皇上。
乾隆皇帝看了后，下令彻查这个案子。
海成和自己的手下却认为此书虽然对康熙帝有慢渎不敬的意思，也算不上悖逆，也不需要小题大做。最后写了奏折，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然后派人把书送到京城，请乾隆皇帝审查。
乾隆皇帝看完，也觉得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就把此事搁置起来了。
也该王锡侯倒霉，在乡里遇着一个泼皮无赖，在朝中又遇到一个政治流氓。
书不知怎么落到了和珅手里，和珅就想整出点事儿来。他故意把这个上升到政治高度。说这本书竟然将圣祖、世宗庙讳及乾隆御名字样悉行开列。
和珅就向乾隆皇帝奏折。乾隆看了和珅的奏折，又把《字贯》找来看了一下，果然如和珅所说。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这等事实属忤逆不法，以前从来还没有生过，罪不容诛，应该严加处理。”
和珅趁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又说“奴才看后面竟有大行皇太后的名讳。”
和珅故意把“皇太后”三个字说的最重、最清晰。乾隆看着这些不敬的字眼已经很生气了，一听又有冒犯太后的字眼，愤怒到了极点。说“领旨，拘捕王锡侯，斩立决，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
和珅又在乾隆皇帝怒火上加了一把柴，说“巡抚海成，身为一省长官，竟然看不出《字贯》中的忤逆不道，这分明就是存心在袒护王锡侯。这胆子也特大了。对这些官吏不加整治，天下岂不乱套。若由这些人说东道西，大清朝的威严何在？”
乾隆皇帝一听，连蹦带跳，大骂海成不是好东西，忤逆之徒。于是下令查办江西巡抚海成。
最后朝廷决定，由和珅牵头查办此事。和珅很快列出违禁书目，颁布天下。江西巡抚海成，拟斩候。江西藩臬两司，督查不力，难逃其责，削职为民。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
在封建王朝，帝王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名字，老百姓必须是避讳的。自古如此，王锡侯作为一个文化人，岂能不知道？但是他写的是一部字典，怎么好避讳？再者说，王锡侯也是好心，恐怕年轻人不知道避讳，提醒年轻人，才在书中书写。实在没有做大逆不道之事。
乾隆皇帝一向对避讳的事也是极度宽容的，“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也不刻意那些新进之后及村野无知者避讳。”
然而和珅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此杀鸡给猴看，显摆自己的威风，便挑拨乾隆皇帝大动干戈。
海成被斩了，和珅的目的达到了。他的权威也在这次处理海成的事件中第一次表现出来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官场的生存法则。你不小心，一旦站错队，想在你头上捏撮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海成的事告一段落，和珅本该好好地舒一口气，泡一杯好茶，好好惬意一番，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事难料，他也出事了。
和珅，他究竟能出啥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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