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百姓缺乏法律意识，因为在他们眼中，‘法律维权’往往是空谈。由于百姓对法律的信任缺失，遇到问题时只能想尽办法走关系、找后门，用金钱解决问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逃避法律制裁。这是无奈之举，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悲哀的起点。
历来都说法律不完善，却从未听说哪个国家抱怨法律条款过多！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法律越详细，就越能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记得有一个关于粮仓小吏的故事。
因一夜暴雨侵袭，第二天现粮食全部霉烂。
依照秦法详尽的处罚规定，按照相关条例予以处罚，最多只是罚款而已。
若是没有这条法律规定呢？
那就要看上级官员的脸色行事了，万一上级官员心情不佳，很可能将小吏处以极刑。这样一来，小吏恐怕要赶紧疏通关系、送礼求情，以期减轻责罚。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法律不够细致就会增加‘人治’成分，因为缺乏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只能依据个人理解去执行，对违法者而言，可能面临远出实际罪责的风险。
本应接受罚款处罚的案件，却有可能遭受死刑的危险。假如上级官员正好与其有仇怨，是否会利用职权公报私仇将其杀害呢？
如果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约束，上级官员岂敢随意枉法施刑？显然，他是不敢的。
这就是法律细化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平民百姓安全的原因所在。”
“确实如此，大秦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正是因为我们在法治上的成熟与独到。不仅有严谨的法律体系，更有依据法治设立的司法机构，在案件审理中对证据的重视尤为突出。这样的制度对于公正裁决案件意义重大。”
“这观点的确站得住脚，我之前特意对比研究过六国的司法程序，相比之下，我大秦无疑是最为完备且卓有成效的。在大秦的司法体系里，鼓励通过正当程序揭示案情真相，刑讯逼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大秦将审讯结果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为‘上’，即在不采用刑讯的情况下，仅凭口供和证据就能掌握实情；第二级为‘下’，是指必须借助刑讯才能查明案情的情况；第三级为‘败’，指通过恐吓手段获取信息的案件。
整个审判过程被划分为三个步骤：先，全面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即使明知其中有虚假成分也不打断其讲述；其次，针对记录中的矛盾点进行追问，并进一步完善记录；最后，对于多次更改口供或拒不交代事实者，经司法官员批准后才可采取刑讯。
判决之后，会有一个宣读判决的过程，称为‘读鞫’。若当事人接受判决，则开始执行；若不服判决，可申请复审，这被称为‘乞鞫’，既可以由当事人亲自提出，也可由其亲属代为申请，但必须在判决宣告后立即提出。
这套审判程序之严密，即便在我前世所处的时代也可见类似之处，西方文明更是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才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制流程。可以说，大秦在这一方面越了他们整整一千年，正是这种高度成熟的法制保障了国家秩序井然，使大秦相较于六国更显清明。
“没想到啊，辰儿，以前你三年间的顽劣不堪、上课打盹、气走先生，寡人都以为你难当重任，原来你是在隐藏实力，故意示弱！看样子你在私下没少用功，尤其是对大秦及六国治国理念的研究，你已经深入骨髓了。
看来你对法家思想颇为推崇啊！
“倒也不是推崇，只是我比较赞同法家很多理念。儒家曾诋毁法家主张耕战、禁诗书、抑商贾，认为这些导致战争不断，愚弄民众。对此我不禁失笑。要知道，若要世界无战争，唯有天下一统！做不到的话，战争永无止息。而所谓的和平与统一，依靠的绝非儒家所说的仁爱与良心，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只有自身强大，他国才不敢侵犯。儒家那套说辞，不过是弱者的自我慰藉罢了。”
“说得精彩，赵高，都记下来，待会让扶苏好好看看！”
“奴婢遵命！”自赵辰言伊始，赵高便已在心中默默记录，他认为这是自己亲近公子的大好机会。果不其然，瞧见大王连连点头赞许，赵高心中窃喜不已。
然而赵辰面对眼前这一幕却哭笑不得，老爹这般表现实在有些出乎意料，这可不是那位霸道冷峻的秦皇应有的风范嘛！不过赵辰心底还是暗爽的，能让千古一帝如此折服，他也算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人了。
回归正题，
“儒家的事暂且放下，再来说说法家的核心宗旨——以战止战！唯有扫平所有割据势力，才有希望构建一个真正和平的国家，否则和平只是空谈而已。墨家虽主张非攻，但也提出了‘断指求全身’、‘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观点。墨家眼中的天下涵盖所有列国，欲兴天下就必须清除阻碍天下兴旺的绊脚石。这也正是秦墨支持并协助大秦研高科技武器的原因，也是我要公输家和墨家臣服的根本原因。想来父皇也已体验到了公输家制造武器带给我国军队实力的飞跃吧！”
那时的大秦，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为薄弱，且四周强敌环伺，急需快集聚国力，因此需要高度的执行力和上令下达的制度。然而，儒家理念与法家思想在这一关键时刻存在冲突，为了扫清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商鞅果断下令，严禁民众研读《诗》《书》。
这两部典籍实际上是周朝遗留下来的行政规则与礼乐规范集合，换言之，它们记录的是古老而不再适用战国时期的治国之道，对于当时秦国而言，这类书籍确实弊大于利。
再者就是“重农抑商”，父亲，你认为商人的本质是什么？”
“商人追求利益，唯利是图，他们可以为了物质利益而忽视道德和法律。”
“完全正确。”赵辰赞同地点点头，心中对这位千古一帝的眼光钦佩不已。
“我大秦之所以能成功变法，关键在于保密。我们切断了对外界的一切消息，将自己从六国的纷争中抽离出来，秘密进行变法。否则，他国会坐视你们变法成功吗？恐怕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挠变法进程。譬如韩国因攻打齐国之举引起魏国警觉，导致其变法未能彻底完成。
所以，商鞅为防止信息泄露，禁止秦人从事商业活动，并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在秦国境内的经营区域，只允许他们在限定区域内与秦国官员交易。也就是由国家作为中介，与六国商人进行官方贸易，然后再通过官方渠道销售给国内百姓，以此隔绝商人之间的交流，确保变法机密不被外泄。
变法成功的秦国定都咸阳后，吸引了大量六国商人前来投资，使咸阳迅崛起成为可与齐国临淄、魏国安邑相媲美的商业重镇。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选择秦国，恰恰说明秦国并非排斥商人，而是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以防国家机密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