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鹤知看向他，摸了摸自己下巴，若有所思。
“咱先别想这么远，”单瀮转过身，敲了敲身后的白板，“不管嘴上怎么说，都只是推测而已，现在当务之急——是确定采萍儿的死亡时间。”
白板上，单瀮梳理了采萍儿一案的时间线：
8月17日：采萍儿告诉艾米丽自己给被网暴的徐子珊母亲捐款。
8月19日：采萍儿在自己手账本上记下段队电话。
8月27日：采萍儿购买了车票，并通过电话联系上房东，预订了地下室。
9月2日：上午9点，蒋遇送采萍儿前往海棠市汽车南站，乘坐宁棠线班车于11点45抵达宁港；下午2-3点，采萍儿与房东见面，手续交接。
9月3日-9月5日：未与艾米丽见面，每天早晨6:30在家门口小摊买早点，戴玫红棒球帽与黑色口罩。
9月6日：早6:30购买早点，晚上6点左右，段重明光顾同一家铺子。
9月7日-9月10日：行踪不明，不再购买早点。
9月11日：上午6：30采萍儿给房东发了退房短信，拍图证明钥匙寄存于牛奶箱。房东于下午查房整理，发现房间整洁，未有异常。
女子具体离开时间不明，但根据早餐铺阿姨，应该是6日之后的“某一天清晨”。
“假设，9月3日早上6:30去买早点的人，已经是凶手了——那么，采萍儿应该是9月2日——大概率下午到晚上——死亡的，”林鹤知说道，“要验证这一点其实不难，但需要蒋遇和房东配合回忆一下，那年9月2日采萍儿抵达宁港时，穿的是什么衣服？”
房东与采萍儿只是有一面之缘，她就记得女子是独自一人，头戴“一顶玫红色的棒球帽”，拉着“一个浅粉色的小行李箱”之外，其它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蒋遇也是愣了半天：“我好像有点记不起来了……”
单瀮打印了几张不同颜色长袖T恤：“你先回忆一下，海棠市汽车南站的大门，采萍儿戴着一顶玫红色的帽子，有一个浅粉色的行李箱，你再想想，当时她穿的是什么衣服？”
具体的形容勾起了蒋遇记忆中的一些片段，他低头看着那些不同颜色衣服，闭上眼，画面缓缓在眼前浮现……
“我当时开着一辆送外卖的电动车，载着她去海棠市汽车南站……”蒋遇猛地睁开眼，“灰的！她穿的是灰的！”
“她穿了一件灰色的长T，胸口……胸口好像还有一只小猪佩奇？”
单瀮点点头：“很好，都对上了。”
虽说尸体身上的那件棉质T恤在地下埋了近三年，被蛀得全身是洞，图案的材料也是褪色、破碎，但依稀能辨得一些粉色，以及佩奇的形状。
已知采萍儿是一个爱干净的女人，且地下室有洗澡条件，单瀮得出结论：“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采萍儿在9月2日，刚到宁港那天就死亡了。”
“她一个人来的宁港，如果不是提前告知，谁能这么精准地找到她？毕竟蒋遇都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段夏问道，“目前看来，凶手是一名女性，且对采萍儿在宁港的行踪了如指掌——符合条件的只有房东本人，和艾米丽？”
“还有那个告诉了采萍儿段队手机号的人，”林鹤知提醒道，“如果对方知道采萍儿要联系段队，或许TA也会知道采萍儿住在哪里？”
“这里有一件事很奇怪，那就是房东说，她的房子并没有上线各大租房平台，主要是靠附近发小广告。诚然，她的价格非常便宜，但我不知道身在海棠市的采萍儿，是如何找到这个房东的？”
林鹤知分析道：“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感觉我们还缺失了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采萍儿来宁港这一系列事件中，可能还有一个人目前是隐身的。”
“上回，你们法医组说凶器是一把方头锤——”单瀮看向林鹤知，“最后确定了吗？是地下室柜子里的那把吗？”
“我们只能确定凶器是一把方头锤，”林鹤知摇了摇头，“但地下室柜子里的那把，头上并没有找到血迹，或者说，没有找到任何生物信息——毕竟三年了，就算曾经有过生物信息，DNA也大概率分解了。”
“我后来仔细想了想，”林鹤知解释道，“我更倾向于那把锤子并非凶器。毕竟，埋尸，伪装身份，这一整套流程不像是冲动犯罪，而是早有预谋。如果这个锤子就是凶器，那么凶手需要提前知道地下室的柜子里有这么一把锤子。这种情况下，凶手只能是房东，或者房东认识的、了解这间地下室的人。”
“可目前看来，房东于采萍儿、徐子珊毫无关系，且对自己房间地下埋了尸骨毫不知情，要不然，她应该不会放任两任租户抱怨地下室裂了的投诉而不管不顾。”
“所以，我更倾向于凶手在进门的时候，自己随身携带了一把锤子，且没有被采萍儿发现——所以她应该有一个背包——事后又把凶器带走了。”
单瀮点点头：“明白了。”
“重新分配一下工作。小王，再查一查房东的人际关系网，看看是否与采萍儿、徐子珊、或者平安会有任何联系。”
“叶飞，你负责徐子珊母亲这一条线。我当时看资料，在徐子珊自杀之后，她是千里迢迢从农村赶来宁港的。如果采萍儿是因为徐子珊一案联系段重明，这两人之间可能存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