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长没想到，会有人抢自己的话头，可转头一看说话的是张伯苓，随即也就释然了。
近代的教育家可谓是灿若群星，但无论是资历和成就，张伯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放眼当时的民国的教育界，恐怕只有蔡元培能够和张伯苓相提并论。
这位教育部次长的官职虽然够大，但是在张伯苓面前，他也只能算是后辈。
张伯苓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于是次长笑着说道；“陈强，张校长也开口要你了，这样吧，去南开大学，还是去国立中央大学，还是你自己选吧”
“我去南开大学”陈强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国立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之间进行选择，陈强当然要选择南开大学。不为别的，单凭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校长，陈强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南开大学。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两个人在国际奥委会里有人脉关系，一个是王正廷，另一个就是张伯苓。
王正廷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不过他主要的工作还是放在外交事务上，他在外交上的贡献要大于在体育上的贡献。此时的王正廷是民国的外交部长，但“九一八”之后，王正廷便失了势，逐渐的淡出了民国外交事务的核心。
让一个失了势的外交官去支持自己参加奥运会，这力度肯定是不够的。
张伯苓便不同了，张伯苓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教育家，他直到6o多岁才开始参与政治，而且还是被迫担任的官职。以张伯苓在教育界中的资历和地位，不被政府收编，不在政府里挂个职务，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便是受到张伯苓的鼎力支持。原本刘长春是错过了奥运会的报名时间，是因为张伯苓在国际奥组委中的运作，才让刘长春成功的报名参赛。
为了能够参加奥运会，陈强当然要去投靠张伯苓。一旦陈强成为了南开大学的学生，那么1932年奥运会的时候，张伯苓肯定会鼎力支持陈强参赛。
除此之外，南开大学的名气和资历，也完全不逊色的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
还有一个原因，在三十年代初的时候，国立中央大学经历了一次易长风波，两年间先后换了7任校长，这期间国立中央大学的管理非常混乱，也不利于陈强正常训练。
陈强收拾好行李，然后退了房租的押金，便直奔码头，买了一张去天津的船票。
当时的上海没有直达天津的火车，要是走6路的话，陈强要先乘火车去南京，然后乘船过江，再乘坐火车去天津，这一路下来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火车票的价格还很贵。
走水路的话可以直接从上海抵达天津，虽然路程也很耗时，但是船舱里有床，陈强可以躺在床上睡觉。
对于陈强来说，睡觉就是进入到训练空间里训练，陈强宁愿选择走水路，这样也可以在途中进行训练。
抵达天津以后，陈强直奔南开大学。
此时南开大学还是私立的，当年张伯苓先生为了筹办南开大学，四处募捐，甚至得到了一个“化缘和尚”的外号。
南开大学的学生数量并不多，只有三四百人，可师资力量却非常雄厚，全校教职员有近百人，而且学校设有研究生教育，可以说是当时的一所研究性质的大学。
而且由于校长张伯苓很重视体育教育，所以南开大学设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场，虽然谈不上高端，但也是设施完备。
陈强报道以后，住进了南开大学的宿舍，然后被安排在了南开大学的预科班。
预科班是西方国家高等院校在十八世纪时星期的一种教育制度，解放前的国内的大学，也在实行一年预科的制度。像是北大、清华等名校，都有预科班。
当时有很多的民国大牛，也都上过预科班，特别是那种接受旧式教育的人，比如读私塾的，读旧学堂的，为了能够适应西方传来的新式教育，都会先从预科班读起。
陈强算是特招生，按照学校的安排，先读一年的预科，一年后参加考试，然后再根据考试的成绩报考相关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