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怎么度过最后一年的除夕，我对那个晚上的饭菜印象不深，好像有一条很多刺的鱼，里面的肉是红的，躺在一张和它身体不相称的盘子里，冲我翻个白眼。
晚宴是在两张接在一起的桌面上完成的，有着很强的仪式感，每个小组十六个人面对面坐着，颇有些古代宫廷钟鸣鼎食的架势。桌子上排了十二个菜，有些犯人显然不太满意，嘟嘟囔囔的说：“花生米咸鸭蛋馒头怎么能算一个菜呢？”
有的犯人反驳他：“花生米和咸鸭蛋怎么不能算菜？你家吃席这两样不算菜？”
犯人不服气的说：“在我们家，这只能算下酒的小零食。全鸡全鸭才算菜。”
“还全猪全羊呢！你当自己是祖宗？把你供起来勒！”
犯人们哄笑起来。人与人之间好像客气了许多，大家洋溢着节日的欢快里。头顶的天花板上，彩带也拉了起来。指导员一声令下，大厅里人喧马啸。
因为我坐得离肉比较远，等我跑过去的时候，肉碗里面只剩下几块姜块和八角，我舀了两勺子肉汤就回来了。有个和我一样落后一脚的老犯人，事后还去向指导员告了一状。
就在除夕的前十几天，我接到不能减刑的通知，各种理由像一堵墙一样，最终把我挡在了减刑的门外，我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
对于我来说，如果第一次不能假释的消息是颗炸弹，那么这一次不能减刑的通知，只相当于在我的池塘里扔进了一块石子，几乎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冲击。
肖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看着我的反应，那眉眼，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我好像在听别人的事，毫不在意的点着头，甚至带上了敷衍的微笑：“可以的，我知道了，没问题。”
肖阳把一纸通知交给我，我甚至懒得伸手去接，肖阳有些惊讶问我：“心态那么好哒？”
我说：“木已成舟。”
事后，我考虑自己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满不在乎，主要的原因还是有两点：第一，我的余刑只有半年出头，早几个月和晚几个月，从本质上来说，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第二，他已经习惯了监狱里的生活节奏，踩着缝纫机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已经不感到难受。
随着日子的临近，狱警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连老丁都主动和我打起了招呼，我本来和他就没有什么冲突。
我明显感觉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渐渐放宽，而这种平视让我非常不习惯。我不习惯狱警对我客客气气，好像只有他们把我训一顿，我才安心似的。
我也不明白，这是狱警们的工作策略还是一种条件反射，在这种平等的态度的召唤下，我作为“人”的个体意识苏醒过来，咬破茧蛹，小心地爬出来，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深重的屈辱感接踵而至。
在即将释放几个月的日子里，我不断地回忆着受过的屈辱，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抛弃的流浪狗，脑子里还残存着主人家里挥之不去痕迹，他们的餐厅，他们的厨房，他们门口的鞋子，那些气味是如此的熟悉。我象狗一样，一遍遍地舔舐着，为了看得更加真切，我故意将伤口撕得更大，而这种疼痛感反过来不断地提醒我，你将面临着另一个世界，就在这个夏天。
聪明的你一定看出了我的遮遮掩掩，相信你已经猜出了我和土豆从前的身份，没错，就像你猜得那样，而且你猜对了！我和土豆，我们和曾经的交锋过的对手们，鄙夷的对象们，关在了一起，在这里度过三年六个月的销魂时光。
我在监狱最后一个星期的那个夜晚，迷迷糊糊中，听到走廊上的某一房间里，突然有人模仿着一头驴被夹住了喉咙叫唤声，我被这个绘声绘色的声音惊醒，刚想认真聆听，它叫唤了几声以后，打了个响鼻，销声匿迹。
夜护监急匆匆拖着脚步过来，在走廊上压低声音对着那个房间说：“下半夜搞什么鬼，一惊一乍的，好好睡觉，别把鬼招来。”
没有人应答他，好像刚才驴叫只是梦话。夜护监拔脚刚往回走，另一个房间里传出另一头的驴叫。夜护监又朝着那头驴奔去，他站在房间门口大声威胁驴：“我记下来了，明天报上去。”
我知道他虚张声势，他并没有实力去把握十六个人的房间里，究竟是谁出的声音。
接下来的数天，我时不时地听到不止一两声驴的叫唤，它们往往生在狱警没有注意的时候，或者乱哄哄的集队之前，声音有时高亢，有时低沉，有时婉转，有时求偶，有时如诉如泣，令人浮想联翩，让我觉得这支队伍里面起码躲着三头驴，一头稚嫩的小驴，一头饱经风霜的老驴，和一头怒气冲冲的壮年成驴。
时间一久，大家对驴的叫声就习以为常，不断地有人加入这支队伍，像抽烟一样，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每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叫上两声。我跟着跃跃欲试。刚开始，还是不好意思，偷偷躲在夜晚的被窝里，憋着嗓子小声地试探性地叫了两几声，我很快地迷上了这种叫唤，一段时间以后，我轻松地做到，在驴不同生长阶段的叫声里自由驰骋，我把自己想象成年轻的、衰老的、长睫毛的、和各种肤色的驴，我揣摩着它们的脾性，体会着它们的喜怒哀乐，把自己想象成一头披着人类外形的驴，而这种全新的体验让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陶醉。
一个星期以后，就像开头的描写，我像所有的刑满释放人员一样，走出了这座古老的监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