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烧了。
从开始到结束，高烧整整伴随我八天，这八天里，我始终感觉自己好像在一条晒得滚烫的河流中游泳，第九天，我终于游到了岸边，双脚沉重地踏上了坚实的土地，我疲惫不堪摇摇晃晃，但是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变得异常的敏锐和细腻，从内而外好像被涤洗了一遍，灵魂和肉体再一次得到水乳交融。
咳嗽一直持续到半个月以后，我明显地瘦了下来。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睡睡醒醒，半醒半梦，有时候在梦中说一些异常清醒的话，以至于土豆认为我醒着。
土豆几次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一一谢绝，最后一次，我说你可以帮我多打一杯开水，由于烧的原因，我口干的厉害，前几次都是自己去打的，喝完了一杯再去续一杯。供水的开水桶一直是扁脑袋在掌管，扁脑袋自然而然把我归于属于“我们”的圈子，对于我的额外的打水没有疑议，但是我忽略了扁脑袋对土豆的成见，这个成见当然来源于蒙古人，在他的概念里，土豆是蒙古人盟友，因为这层关系，扁脑袋迁怒到土豆身上，他并不觉得那天如果没有土豆的出手解救，他可能会被蒙古人直接掐死在地板上，他对蒙古人的力量有着正确的评估，但低估蒙古人的决心。
很快地，躺在床上的我听到他们吵嚷了起来，我听明白，土豆不想向扁脑袋解释这一杯水是我的，对扁脑袋的蔑视让土豆觉得自己哪怕多解释一句话，都是低头的一种明示，而扁脑袋却觉得这是土豆对他权威出的挑战，他努力将打水的规矩维护起来，现在土豆无时不刻准备来拆他的台，双方都觉得对方不给自己“面子”，多讲了几句以后两个人喉咙大起来。
由于秩序的恢复，作为秩序维护者代表着正义，扁脑袋对于土豆的态度不当一回事，他轻蔑地讥笑土豆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劳改犯？你能把我怎么样？要打水，自己去跟警官说，警官说给你打，你就打，我不拦你。警官没说，你按规矩来，没有特殊。”
扁脑袋有他的道理，每人一杯，凭什么你就该多打一杯。土豆气得脸色铁青地回来，把杯子扔给了我，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将杯子递给扁脑袋，扁脑袋把一杯水打得满满当当。
土豆指着我：“他为什么可以打？”
扁脑袋不屑地说：“为什么？他是组长，你不是组长，就为这个。”
土豆用手指点了点他，不再说话
我躺回到床上，胡子半个月未剃了，又硬又长，现在的看上去肯定老了十几岁。由于走得匆忙，我忘记把刮须刀一起带过来，在监狱里刮须刀几乎等同于内裤，不是绝对要好的关系，是借不动这玩意的，我想了想决定不剃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留胡子的样子。
我是个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对来世没有期待，和大多数人无神论一样内心没有神的位置，对生老病死充满着忧虑，我希望自己的肉体是享福的，即使做不到一生享福，也希望至少没有那么艰难，就目前来看，命运的轨迹显然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奔，躺在床上的我闻到自己头和皮肤上散的一股油脂酸臭。
高烧退去，我也就不想在这个地方继续厮混下去，我对于长时间的躺在床上已经厌烦，觉得与其这样的躺着，还不如回去踩缝纫机。
第九天下午，我站在走廊的铁门里向楼梯口张望，看了半天没有看到人影，于是大喊了两声报告警官，不一会儿，我听到了楼梯尽头的脚步声，一位带着口罩的狱警走上来，我向他表达了自己想回去踩缝纫机的想法，他点点头说：“你先跟我来。”
他用脸刷开了走廊的铁门。
我跟他来到楼下，下面的大厅依然是那天晚上的样子，穿过大厅，再一次经过被电镀防潮纸包裹着不明底细的雕塑，来到展览馆的门口，这个位置现在多了一间铝合金材质的简易办公室，透过窗口可以看见里面有一张折叠床，两张简易沙和一张办公桌。狱警推开门，将执勤腰带解开扔在办公桌上，在椅子上坐下来，一抬头，见我还站在门外，说你进来，于是我跟着进去。
眼前的狱警三十出头的样子，戴着儿童款的的口罩，这是一款我们做的，销往日本的医药纱布口罩，小口罩遮不住他的脸。
虽然一脸的络腮胡子，他的眼神看上去却像个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在口罩的鼻孔位置剪开了两个洞，他一说话的时候就露鼻孔里的黑毛，他现我在注意他的这个地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监狱规定统一戴口罩了，不戴不行，监控会巡查，查到了扣绩效。这个天气戴口罩又闷又热，但又不能不戴，所以就用这个办法，让鼻子呼吸可以顺畅一点。”
我说想回去踩缝纫机，狱警问离释放还有多久。我告诉了他还有一年。狱警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我，我把这张表格填完整，他拿去报批，如果批复下来了，他就送我回去。我有点惊讶，现在要求回去踩缝纫机都要报批了，这变化之快让我有些看不懂。
要求回去踩缝纫机的表格和所有的公文流程的呈批表大同小异，上面是呈报人的基本情况，下面是情况简介，最后一栏是被隔离犯人的自我承诺，内容为：本人经过隔离，现已自我确认恢复健康，要求换返回原岗位，继续劳动改造。下面是签名栏。办好手续后，我趁机向他了解了一些外面的情况。
土豆对我回车间想法不以为然，他觉得坐牢了，在哪里都是混时间，不需要讲贡献，失去自由本身就是最大的惩罚。
我和土豆没有讲透的是，我想早点回去了解一下减刑的政策，最好能够在释放之前减上几个月，考虑土豆的感受，我不想和他明说，就支支吾吾的过去了。
我等了两天，狱警迟迟没来回复，我有些心焦，难道我要求劳动的资格都没有了吗？我决定等他来例行检查时候直接问。
第三天上午一大早，狱警跟着伙房犯人上来开门，看到我站在门口，略带着歉意告诉我，昨天，他接到通知，隔离的人员暂时不能回到原分监区，什么时候回去另行通知，监狱领导要确保内部的平安稳定，减少人员流动，防止流感的交叉感染。而且，现在他们隔离的地方，将会接纳更多的人员。
好像为了安慰我，他像变戏法一般，从口袋里掏出三个绿色的，崭新的刺绣着“信息员”的袖标，交给我说：“你们的袖标也带过来了。”
我明白暂时离不开这个地方。他把其余两枚袖标交给另外两位“组长”，果然是带上袖标以后，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扁脑袋有了挺胸凹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