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不再踩缝纫机，他现在是个戴黄牌的行者，他看上去比高兴一些，他就看我踩缝纫机，有时候我一抬头，碰巧
土豆在料间那边看着我。
在监狱里，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怜悯对象，找出他值得怜悯的理由，用别人更深重的苦难来为自己擦拭伤口，这会让自己的伤口拉扯时候不那么疼痛，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消毒。因此，哪怕我和土豆交往至深，土豆也是无时不刻的希望，我能够比他更倒霉。
我理解他的想法，这并不是说他的内心有多少的人性之恶，在这里，这种普遍的想法是每个人对结束苦难的一种迫切渴望。我记得有一本书里介绍说地狱里的人都有这个念头，他们相互纠缠，越是关系密切，越是希望对方和自己一起待在地狱里煎熬，书上写道：“他们只需相互帮助，叠成人塔，最终每一个人都会离开那里。”问题是谁又愿意做塔基呢？谁又愿意最后一个离开？
早上出工，我刚到车间在缝纫机前坐下，还没有打开电源开关，土豆推着一辆叉车过来，他用一种告密的口吻告诉我说：“中队长调走了，指导员不是他。”
过了九点，中队长和老丁进来换班。老丁一边从岗台上取下挂着的腰带，一边冲着老王老6大声地说，嗓门大得好像故意想让所有人听到似的：“耶，两位在聊儿媳妇么？”
老6老王朝他打了个哈哈，一边松自己腰上的执勤腰带准备下班，老丁说：“这几天，有个犯人把信寄到驻监检察那里，说我虐待犯人，不给他们小便，罚蹲，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检察要找我了解具体情况，操他妈，还日内瓦公约，他们是战俘么？他们连战俘都不配。”
老王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还有这样事。”
老丁说：“犯人举报我倒是不担心，我不拿他们东西，我尾巴他们抓不牢的。我就在想，这样的信怎么邮寄出去的？老王，你是管信件检查的，你倒是说说看。”
老王想了一下说：“这信未必就是拿到外面去寄的。监狱内部就有不少检察信箱，这些信箱的钥匙没有在我们手里，检察院人自己过来一个月拿一次。”
老丁说：“活见了个鬼，那个信箱两三个月开一次，投那个信箱我们都瞄着，有几个箱子锁都锈死了。”
老王说：“这个就很难讲了。毕竟有看不住的地方。”
老丁说：“如果是有内部人教唆犯人搞我，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老王敛了笑容说：“老丁，我和老6对你的为人是了解的，你老丁做事是硬了点，得罪了人也正常，希望平平安安大家都好。你说是这个意思吧，老6。”
老6点点头：“我们刚工作时候监狱才百来人队伍，现在两千多，那时候虽然条件艰苦，犯人却比现在听话，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们工作方式，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
中队长转身走远了一点。
老丁还想和老6说几句，老6却不想说，转身将腰带往岗台上一挂，自顾走了。
走出车间大门的老6抬头看了看天，外面阳光明媚，他大步流星地走，一边走，一边打着拍子，他走过三个窗口，在第四个窗口的树荫下晃一晃就不见了，不一会，老王也跟着出去，老丁看着他们背影，出了一会儿神。
在期待假释的那段时期，我一直坚持拉垃圾桶。每天早上，我和其他三名犯人一起将外场地的四个垃圾桶拉到中转站倒掉，然后把空桶拉到厂房，下午收工时候把空桶再拉回生活区。四个垃圾桶里装着不同的分类垃圾。拉这种垃圾桶简直是一种特权，可以不用管队列，不用管号令，老丁骂不着，操场上队列训练也轮不到，每个星期有不定时的鸡蛋奖励，喜欢运动的人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享受。
我被中队长任命这支小分队的负责人，即使垃圾桶里没有多少枯枝败叶，每天上午我也会拉着它装点门面，没有重量的垃圾桶在粗糙的路面快活得蹦蹦跳跳，这活对于我来说是名利双收的摸鱼天堂。
中队长公示已经出来，离调任还有一段时间，跟往常一样，那个上午他走在队尾左侧，与我们垃圾队并行。
我感觉他好像要和自己说几句，果然，他突然开腔问我：“你还有多久？”
我恭敬地回答：“报告中队长，还有两年不到。”
他又问：“你好像准备报假释对吧？”
我说：“是的。”
中队长说：“我记得你拉了几个月的垃圾桶了，可以不用拉了，交给别人吧。”
他的这话听得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接着说：“你已经经历过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害怕了。”
听到他的夸奖，我被一种复杂的情绪交织着，这种夸奖既让我有些感动，又感受到羞辱，他是把我当作劳改犯的先进典型来夸奖的。
我的脑子里突然莫名其妙的冒出一句：“不要迷恋水！”这是句来源于《疯狂麦克白》电影中的台词，片中的“老爹”控制着人们的水源，当他每次给人们施舍一点水以后就告诫干渴的人们：“不要迷恋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这句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台词，好像它一直躲藏在那里，就等着合适的时间自动跳出来一样。我继续听着，中队长话里带着真诚：“本来，你可以在事务犯的岗位干，你知道，政策不允许，反正你时间不长，熬一熬就过去了。”
我有些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没问题，谢谢中队长关心。”
他说：“差不多了，把垃圾桶移交给别人吧，你对自己已经有交代了。”
我迟疑着说：“我想分数多一点，报假释有优势。”
中队长清了清嗓子，简洁地说：“你还不知道，前段时间政策进行了调整，假释条件有些变化，具体你要问一下肖副，他分管这一块，对政策的解读比较清晰。即使不能假释，你可以考虑减刑。希望我这个消息不会对你产生不好影响，我想你是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挨了一棒，喉咙被一大团棉花塞住，我结结巴巴地问：“有没有文件确定不能假释？”
中队长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没有，现在一些精神都先是电话传达，接下来再下行正式文件。”
他边走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不能假释的消息让我微微颤抖，曾经点燃的微弱的光，晦暗的火，所有精心垒起的塔，一切关于出去后任何美好的设想，都在这一刻他的寥寥数语中土崩瓦解。
一根琴弦在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得承认，对于一个犯人来讲，没有什么比假释减刑落空的消息更让人沮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