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比我晚了四个月到监狱，当他蹲在入监队的烈日下，象狗一样的张着嘴巴，伸着舌头，坐在厂房缝纫机边的我知道他已经到入监队，一些在土豆前面分流的犯人把他的名字和道听途说的案情提前带到了三车间。
由于一位担任小组长老乡的帮忙，土豆在入监队同样喝上了可乐。和我相比，土豆是个更愿意动脑子的人，他不是在想“办法”就是在想“办法”的路上。
我耐心地等着土豆分下来一起踩缝纫机，我很想见识土豆踩缝纫机的样子。对于土豆来说，我已经是一名熟练的车工，我有资格在他面前吹嘘一把。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踩缝纫机强化训练，我的身体内似乎安装了一套专为踩缝纫机而设的程序，我左手熟练地“刷、刷”拿布料，右脚“哗、哗”的踩下去，把度调到最快，针距最佳，左手进右手出，完工的产品在我面前堆得象小山，一整套动作走得行云流水，毫无瑕疵可言。
这就是踩缝纫机的我，另一个我在坐缝纫机前的那一刻已经“逸”了出去，坐着踩缝纫机的只是我的蝉蜕，是蛹茧，是我的躯壳在劳动，不是“真我”，真实的我已经蝴蝶一样飞出去了，我早已坐在前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国际航班内，听着阿联酋的大屁股空姐问要不要来上一杯“netesetea”我骄傲地说：“I1ike1emonade”。
我在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忽尔在诗巴丹的海底悬崖观赏着鱼风暴，忽而在乞力马扎罗山徒步，我甚至在马塞马拉和一群马赛人围着篝火舞蹈，他们油亮的皮肤和黑白分明的眼珠在星空下闪闪光，总之我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经常在踩着缝纫机的时候做这样的白日梦，我的神魂遨游太虚，我需要将灵魂的“逸”出渡过余刑，我不敢往后看，我知道只要不去想时间总会过得去，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还有漫长的两年时光而心生恐惧焦虑。
那天上午，我依然像往常一边熟练地踩着缝纫机，一边一如既往地做着白日梦，我没有现老黄什么时候走到身后。
老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将我游荡在西伯利亚的神魂给召了回来，老黄问我：“你认识土豆么？”
我马上说：“太认识了。”
老黄说：“把机器关了我带你去见他。”
两排黑不溜秋的新犯站在车间的过道中间，每一个人的脚边放着他们标志性的家当，一只大编织袋，老黄似笑非笑地往前面指了一下，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土豆，他晒得再咖啡色的坦桑尼亚人一样，经过入监队的一番锤炼，他的神情看上去没有什么改变，象他从前那样，歪着光溜溜的脑袋，一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模样。
我走到离土豆几步远的地方，土豆才看到我。这一次笑容没有看守所里那么丝滑，他冲我歪了一下嘴巴，笑的有点艰难。
我本想跟他握手，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改为和他拥抱了一下，我闻到他身上散出的入监队新犯的臭味的同时，听到他附在我耳边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声音象被风刮起梧桐叶，就打着旋儿飘走了。这时候我现了一位狱警在朝这边看，我往后退了一步。
土豆希望留在三车间，但这操作起来有些麻烦，为了彰显公平，公正，公开，刚分下来的犯人一律先由电脑随机分配。老黄去查了一下名单排序，电脑把土豆分到了“魔鬼车间”———五车间，土豆一听有些着急，请老黄帮忙，老黄有些踌躇，和指导员不同的是，老黄不受中队长待见，时不时说些不客气的话给老黄听。指导员走后，老黄专用的水龙头也被收了回去。
老黄不想找中队长说话，他想了一下，硬着头皮去找分管刑罚的队副。队副曾经向老黄讨教过环保规划上的问题，给了老黄一个面子，答应土豆留在三车间，前提是必须踩缝纫机，如果想调整到其他岗位，需要报大队核准。土豆于是留了下来。
几天以后的一个周六，这一天，新犯组没有安排劳动，土豆趴在大厅的饭桌上写信，他一边写信一边往嘴巴里塞着饼干，他看到我过来，就放下笔说话，嘴里喷出一阵饼干碎雾。话题又回到从前，我们交流了一些信息，最后都没有说话。他有他的心事，我有我的心事。
土豆跟我说不想踩缝纫机。但是监狱里有一条规矩，新犯报到之后，哪怕是天皇老子，他也必须先踩三个月的缝纫机，这个规矩是死的，没有人敢去通融。
土豆安排在我边上踩缝纫机。手忙脚乱的他时不时地卡住后面人的流水。他让我帮忙，于是我要土豆讲讲自己糜烂史来交换，一开始土豆不太愿意，我就劝他：“你讲出来就等于悔罪了。”
土豆说：“跟你讲有个鸟用。”
我说：“你说出来会舒服些。”
土豆出了一会神叹了口气，说：“活该！”我不知道他这句话到底是说我，还是说自己，也有可能是我们两个。
我说：“你就讲和女人的烂事，讲这些被人听去了也没有关系。”
于是，土豆大言不惭地说：我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还是要纯洁得多。他以这句话作为他讲述情史的开场白。
土豆跟着我回忆那些年和他鬼混过的女人，他在酒场结识的舞蹈女生，女护士，他唾沫横飞地讲到一个叫“梅”的女人，“梅”是位小学教师，他说那是个标准的骚货，主动得令人惊讶。
土豆兴致勃勃地回忆着。我跟着畅饮着他往事的美酒，这能让我暂时忘却当下的牢狱之苦。
那一段时间，除了老丁当班，我们就这样嬉皮笑脸没心没肺的混着日子。不知不觉中土豆踩缝纫机的度跟着上来了。我早就知道像他这样的，一般来说，手不会太差。
在监狱里，我不想和任何人冲突，在我看来，除了死亡，坐牢已经是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它已经冲垮你以前所有的社会构建，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再去和一个犯人生一场冲突，实在是没有必要。和我息事宁人态度不同的是，土豆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没多久，在和一名盗贼的冲突中，他几乎遗忘了自己在监狱里的身份，他显示出强硬的性格，差点把自己送进的严管队。
事情的起因是，那名只有一两个月刑期的盗贼没有征求土豆的同意，擅自占用了他操场上的衣架。在监狱里，任何一点的矛盾都像是草堆上的火星，随时有点燃整个草堆的可能，土豆认为，跟他打个招呼，是最基本的尊重，于是他将衣架上自作主张的衣裤扯下来扔在晾衣杆上。一两个月刑期的犯人，是监狱里的讨人嫌的苍蝇，他们不指望减刑，更不担心自己和任何人生冲突，虽然后来土豆说，理智告诉他，如果打起来倒霉的一定是自己，但他就是咽不下一名盗贼对他的轻侮。
生冲突时黄昏操场上很多人，他们由大声谩骂进入剑拔弩张只在一瞬间，看热闹的人群迅围过来，踢翻了的两只马桶象斯洛克台球一样滚出老远，犯人们笑着跳来跳去躲避着地上的尿液，大多数人希望土豆和盗贼能够打起来消磨一下乏味的时间，看热闹不嫌事大。
双方刚进入一触即状态就被人拉开了，边上事务犯们怕受牵连，拉架特别地卖力，一边一个推开了他们，老丁骂骂咧咧地提着警棍奔过来，他毫不客气地伸手在土豆光头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声音清脆响亮，边上的犯人都笑了，我记得人群中的自己也不厚道的笑了。土豆扭头看了老丁一眼，气得鼻子往外冒烟，他习惯性瞪了老丁一眼，老丁看他额头青筋直跳，伸手去摸腰间的辣椒水，捏在掌心，挑衅似的问：“你以为这是哪里？不是你以前的地方，这是监狱，蹲下去。”
老丁只凭一句话就把土豆给憋熄火了。土豆膝盖一弯，蹲在地上低头生着闷气。
老丁把两个人训了一顿，感觉还不够解气，又把两个人赶到操场角落的岗亭边，交给正躲到岗亭里抽烟的小周，让这两个家伙再蹲上半小时。狭小的岗亭里烟雾袅绕得像个桑拿房。
土豆陪着那名犯人，老老实实地蹲在岗亭的外面。这种室外的岗亭四周包着一层白铁皮，土豆蹲在那里看着白铁皮里面的自己，自从进了看守所以后，他好久没有凝视过自己的脸了，正象后来他自己说的，镜像里的他不像自己，而像一个陌生人，象每一个曾经和他生命交叉过的丑陋的、仇恨的、无奈的那些人脸的拼图，他把自己活成了别人。
那时候的土豆，内心是无限的痛苦，他想，自己正在被一点点的解构，又一点点的重新组装，然后变成一个全新的，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一个人。
岗亭里的小周没有过多的为难他，蹲了十几分钟就让他回来了。
当天晚上他难以入眠，杂乱的梦境让他手脚抽搐，脑子里不断重叠出记忆的碎片，第二天他脸色特别难看。他跟我说自己都没有想到一名盗贼敢跟他叫板，他又跟我说老丁把他当成同样的犯人来对待他。我提醒他，这不是看守所，还有人照顾你，这里是监狱。这是两条河流，你要识相，要有身份意识。我的话戳中了他的心事，接下来的几天土豆的脸色相当难看。
一个月后，虽然还看不出中队长对土豆有任何明显的好感，他就被派去“拉料”了。
拉料是个体力活，但这是开启未来在监狱里“日子更好过”的第一扇大门，我有些嫉妒，在我看来，这活至少可以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有机会吃到其他犯人吃不到的东西，比如夏天的西瓜和冰棍，土豆心情好了许多，脸上又有了笑容。我问他是谁给的运作，他轻轻地说：“一位朋友。”除此之外，他不想跟讲得更多。我知道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背景复杂的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土豆的妻子
那是一次会见结束，我目送家人消失在监狱会见室的走廊尽头，一回头，瞥见土豆隔着会见室厚玻璃拿着电话机和老婆在聊着，虽然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他老婆几眼，我还是能够非常清晰的确定这就是她。
和照片上的女人相比，玻璃那边的脸带着忧郁悲伤，毫无血色的嘴唇散着僵硬惨白的死亡气息，干枯又缺乏生意，她在匆匆忙忙地说着，把手按在玻璃板上，土豆也把手按在他老婆的手掌位置上，夫妻两人掌心贴着掌心，他老婆的手从玻璃上一点点地滑下去，滑下去，玻璃上没有留下一点的汗渍。
会见结束以后土豆心情低落，他告诉我：“我妻子指望我能救她，她很想活下去，现在她心里全是死亡的恐惧，她说只要她活下去，她会报答这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