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机转动着眼珠子打量起四周。三车间大约有一千多平方的样子，用胶合板分切成一个个齐腰高的半封闭区域，每一个区域堆着不同的一些材料，过道上，犯人们推着液压叉车来回穿梭，像电影未来世界中的空中飞车。
我看到背对着我们的那位犯人站起来，冲着我们走过来，这个人身材高大，嘴巴棱角分明，神情中带着一丝的忧郁。我很快地想起了他是谁，我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这位高大的男人显然并不认识我，他走到队伍前，习惯性的左右看了一眼，一手举起手中的一张纸，另一手握着拳头自然下垂：“叫到名字的往前一步。”
报到名字的有七八个人，他手一指，示意这些人到边上去，我明白这些人是被留在三车间的。我往前走了一步，跟在那个人的背后，喊了一声，那个人慢慢转过身来，眼中有一些光，他看着我结结巴巴介绍了自己的来历，他听出了个大概，在名单找我的名字。我向他表达了希望留下来的意愿。或许是我殷切的目光让他感动，他想了一下说：“我去跟指导员沟通一下。”
隔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微笑着说：“过去吧。”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边愉快地说：“以后叫老黄。不要叫外面的职务。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说：“在我心里，你还是外面的那个人。”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都是不属于那个世界的人了。”
每一个劳改大队都有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改积委”是“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的简称，老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类似工会的犯人自治组织的意义，他们象个正式机构一样有条不紊的运行着，每个月有着各种文书表格的报送。
老黄比我早两年来到监狱，他的刑期是我的三倍。
这里和入监队不同，劳动量是有定额的，一个人一个量，你不干，就是别人干。我明白，虽然老黄将我留在了三车间，但他和我一样是个劳改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并不能象龙头老大一样罩着我，该滚的刀我还是要滚。我和所有新犯一起分到了新犯组。新犯有新犯一组和新犯二组。我分到一组。
这座监狱里对事务犯（骨干）管理有两套系统，车间管生产的一种，分监区管生活的一种，车间里的生产组长和监舍里的组长并不重叠，生产组长回到分监区服从生活组长的管理，在车间，生活组长听从生产组长安排。表面上看，这样的构架容易滋生矛盾，实际上这种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更容易控制犯人。
只有嫌隙重重，相互告密，才能最大限度让监狱掌握双方的动向。
当天晚上，新犯一组的组长将本小组的新犯组织起来讲话。经过入监队的驯化，蹲在地上形成了我的一种本能反应和条件反射，只要外界一有什么刺激，我都有一种想蹲下来的冲动。
蹲在地上的我吃力地辨别着他含糊不清的鸽舌，组长也在唾沫四溅地努力把话说得更加简单易懂，有时候一个字卡在那里，他就使劲点一下头将卡住的字眼吐出来：“我们新犯组负责分监区里面的公共卫生，接下来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挑，一级级往上跳，同等条件下，年龄大的优先，床铺也是如此，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接下来他扳着手指，给大家列出一堆活计，依次是1。洗外场地马桶、2。拖大厅、3、洗饭布、4。扫外场地、5、擦桌板、6、擦讲台、7、拖垃圾桶。另外，还有周末休息时间不定时除草，扫落叶，冲下水道以及各种临时指派的任务。他派给我的起点任务是拖大厅。
虽然还是在新犯组，但是心情和入监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开始放松下来，又能听见早晨窗外鸟儿的鸣叫，实际上，鸟儿的鸣叫每天早上都是存在的，只是我在入监队相比于其他人的条件要好上许多，但毕竟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每一根神经的弦都是紧绷着，自然将鸟鸣这种与生存无关的东西给给屏蔽了，而当心情放松下来，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敞开了。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我对自己说。
一楼的内场地大厅有三百多平方，我必须等所有人吃完饭出去洗碗的时候，将两支大拖把扛到水池边淋湿，然后夹在腋窝下到大厅，再将拖把的木柄一左一右交叉压在肩膀上，推着拖把在大厅里像一头磨磨的驴一样来回奔跑。
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监狱是肮脏的有毒的，让人避而远之的，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监狱是我看到的卫生要求最高的地方，手能摸得到的地方都没有灰尘，因为监狱里面最大的资源就是犯人，当某项资源的供给过于充沛，就变成了非常随意和廉价。
因为离开了入监队，我的心情没有那么压抑。那天早上，我夹着拖把，在大厅里兴致勃勃地跑得象头撒欢的驴，突然一声怒喝在我身后炸得他一懵：“他妈的瞎眼了？这里怎么回事？你会不会干？”
我扭头一看，戴眼镜的大组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他背着一只手，一手指着饭桌下的地面，瞪圆的眼睛从眼镜片后射出光来。
我低头一看，地面上果然有一滩水，在我印象里，这里已经拖过了的，而且拖了两遍，我争辩道：“这我刚才已经拖干净了。”
我的争辩让他更加生气，他觉得我有藐视他权威的意思，一个刚好几天的新犯，就敢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他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大组长气歪了脸，像是一副漫画中的丑角，他一手抓住我的胸口，将我往那滩水上拖，一边很恨地说，好像我欠了他不少钱似的：“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拖干净了么？这哪里是拖干净了？这是根本没有拖。警官来检查，这是要扣分的。”
好像怕我记不住，又把我的胸口往地面上拉，让我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的手里拿着拖把，被他拖得弯下腰来，我不敢争辩，请求他说：“大组长，我马上拖干净。”
大组长松开了手，不依不饶地说：“你们这些新犯，不给你们长长记性是不行的，先记掉。”他一把抓过我胸前的犯人信息牌，自言自语念了一遍名字，从小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记掉了我的名字。
这一天他们说我的脸色青得象死人，干活时候心不在意。到了车间，当我坐在缝纫机边时候，我的怒火和屈辱在熊熊燃烧，在冰与火的炙烤中，我分裂成了两个自己，一个是愤怒的情绪在心中燃烧的我，另一个是冷冷打量着愤怒的“我”的我，我想干点什么，又在想干什么呢？
事后，回想起当时的心情，这种感觉让我很奇怪，我想起自己在看守所等候判决时候，在开庭时候，都没有愤怒，任由命运之手将自己抛离地面，重重地摔在地上，甚至亲密的人的背信弃义，我依然没有愤怒，只是一种蔑视，但是此刻，一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因为一个小小的“记掉”我却郁闷难平，那一瞬间，我有把他杀掉的冲动。对于我来说，利用工具杀一个人，可谓轻而易举，车间里到处都有可以利用的工具，我甚至构思了怎么杀他的方案，我想象着鸡脖子一样上面的那根颈部青色动脉。
我为自己的无能和屈辱而平静的愤怒着。
于是，在脑子里，我把他杀掉了，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他的生命之火在瞳孔里渐渐熄灭。
渐渐地，怒火平息下来。我思绪又回到了事情的本身。我不明白那块地明明拖过，难道自己产生幻觉？我突然恍然大悟，我想起了一个端碗框去饭桌边箱子拿水杯的犯人，一定是他把碗框放在条凳上，是刚洗好碗框里的水。
当真相被破解以后，我松了一口气，这不是我的错，是拿碗框那个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