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组长哈哈大笑说：“有种被卖到南洋的劳工叫猪仔。我们就是被四千元一头卖过来的。”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于是，大组长给我讲了另段故事：“我们同一批过来的犯人一共两千多名，都是长刑犯，当时这座监狱没有长刑犯，都是些三五年的短期的，生产技术积累不了，监狱领导很头痛，生产效益上不来，以前干农业无所谓，变成加工业就不一样，最后找到了我们的监狱，提出来要买人，这边的要求是全部余刑十年以上的，四千一个，我们省监狱也聪明，你要长刑犯没问题，但好处不能全让你占了，一些残疾人，老年人都一股脑的送过来，分下去以后你就看到了。我们是绿皮车押运过来的，临出前，大鱼大肉连吃三天，吃得大家心里犯嘀咕，隐隐约约觉得有啥事了，最后一天，吃过晚饭，突然把我们集中在一起，进来了一大批拿枪的武警，我吓了一跳，咋的，准备把我们都全毙了？有些犯人脸都吓青了，双腿直哆嗦。监狱政委站上去讲话，原来我们这些人动身调监到南方去，好事呀！然后规定什么东西都不准带，直接走，我箱子里还有两条烟也不知那个狗日的拿去了。当时大伙儿一听高兴不得了，觉得沿海条件好啊，还有海鲜尝尝。火车开了两天一夜，到这里是凌晨，进到外场地，一看角落里放着四个马桶，我心里凉了半截，我知道这是个连我们那里都不如的地方。”
我注意到他在使用主语的时候，不断的用了“我们监狱”，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和监狱已经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他跟我分享他的食物，他的酒，他的往事，我没有理由不感谢他的慷慨。而他的叙事方式让人感觉到没有明显的坏人，有的只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在接下来的两个周末，我们的友谊在喝藿香正气水和聊天中得到升华。他读书不多，分不清演义和正史，他敬佩鲁达却喜欢李逵，他在李逵身上看到自己的共同点，比如“忠、孝”，他为李逵砍翻四岁的孩子叫好，觉得这样是给贪官绝了种，他的仗义和慷慨仅局限于他认可的小圈子内，对付别人他同样毫不手软，他看不惯贪官，也看不起偷鸡摸狗的犯人。他觉得天下不能没有皇帝，他觉得皇帝的出点都是好的，就像一家之长，谁不想自己家里好呢？倒是那些管家坏得很，往自己家里偷东西。
在离“毕业”只有十来天的时候，我向他请教关于被分流的事情，他沉吟了会儿说，既然坐牢，不管哪里都差不多，哪里都有舒服的岗位和不舒服的岗位，关键看你自己怎么去“混”，“混”好了，哪怕魔鬼中队你都是舒服的。
如果没有人检举，我的入监队生涯堪称圆满，我在大组长的庇护下，躲过了原本应该承受的折磨，吃得又好又不用训练，这里的“好”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的，是在克扣其他犯人基础上的完成的，刚开始我还有些负罪感，但很快我就习惯了这种“高等犯人”的待遇，甚至有了一丝的优越感。和周边人相比，我是属于“混得好”的人，就象我在看守所“混得好”一样。
大组长曾经跟我说：“劳改队两样事情最重要，一是减刑二是吃。劳改队就是人吃人的，没有公平。”当时我对这这句话不以为然，现在回头看，他说得对，我们吃的的是其他犯人。四十几天的高强度集训，加上没有营养，大多数犯人是十几斤几十斤的瘦下去，有些以前比较胖的人瘦得脸皮挂下来象两扇窗帘，而我体重却不见明显变化，这是因为我通过和大组长联盟，吃掉原本属于其他犯人碗里的肉来实现自己营养均衡的，这和“吃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这就象别人“吃”我时我竭力反抗，当我有能力“吃”别人时候，我又努力去维持这种“吃”的秩序，我的“吃相”并不比他们好看，只要秩序不变，大家都会一路“吃”下去，如此而已。晚上我回小组时，已经觉察出了其他犯人对我这位新犯“吃”他们的不满，组长们才有资格吃。
我终究没有吃到头。当我凭借大组长的篷帆即将渡过入监队的河流，我被人举报了。
那天晚上刚好轮到吃“鸭块”，我的心情愉快地坐等鸭块端过来。在入监队，犯人们每周除了能吃到一顿红烧肉，还有另一顿荤菜，大多时候标明是红烧鸭块或红烧鸡块。就象你不能指望康师傅红烧方便面里真的有红烧牛肉的道理一样，红烧鸭块实际上是市场上二三块一副的鸭架或鸡架，剁碎了加白萝卜姜块大料酱油等在里面一起烧，也能熬出一锅香气扑鼻的红烧鸭架鸡架萝卜汤。
吃鸡鸭架犯人们还是相当欢欣，虽然是鸡鸭架，象脊背部位，就有一块被骨架保护着的肉，打菜的会将有肉部分从汤里挑选出送过来。吃了肉以后可以喝汤，也可以把饭扣进汤里，鸭汤泡饭是相当不错的滋补。
等着上菜时，这时一位戴黄标的小组长走到大组长身边轻轻地说：“指导员找你。”
大组长马上站起来朝大厅门口指导员那边一溜小跑过去，我看到指导员站着跟他说着什么，他不停的点头。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谁写信举报了我，我这种性质的罪名，按监狱规定，不得参与管理岗位的事务，指导员说这属于立场问题。他告诉他，指导员通知，我得马上滚回自己的小组参加训练，否则找我麻烦。他说有人往监狱举报箱里投了好几封信，他怀疑这信是另外几位职务犯所写，上周整理犯人档案时候是他召集几个职务犯过来帮忙：“还是你们这些人狠，做起事一套一套的。”
晚上不再需要我去整理文书了，我灰溜溜地回到小组和他们一起学习，所谓的“学习”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小凳子上观看七点钟的新闻播报，坐姿的要求和看守所的“一级静坐”类似，结束了还要写半小时的学习心得。
我被举报的事情其他人显然已经风闻，开心已经传染到每一个人。学习结束以后，其中一名犯人慢悠悠地说：“原来小组里有大鱼啊。”小组长瞪了他一眼：“不准说话。”由于快要分流了，小组长的权威在下降，没有人再买他的账。那个犯人又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小组长也不好当啊！”小组长再不说话。
按照原来计划，我在入监队还要呆上一周，但是第三天天上午大家突然接到通知，明天就分流。消息来的相当突然，小组长带进话来，明天集体操练的汇报演出取消，小组的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家作感恩报告也取消。积极分子挺失望他说自己的汇报词已经背了几天了，根据安排，本来他还要从主席台的领导手中接过一份奖状。
毕业考核的头天晚上，对洗漱水也放宽到一人三脸盆，只要求保持打水的秩序就可以，有些人的裆部长出密密麻麻的红疹，他们蹲在脸盆上，一边用手掌心兜起水往裆部出浇，一边龇牙咧嘴的挠着。
据说新犯身上有股自己无法察觉的恶臭，我觉得这股臭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它应该还有情绪上的臭味，它传递别人除了身体积垢的味道，还有悲哀、黯然、忧心忡忡，这是一股令人绝望的臭味。我的猜想在考核分流那天得到证实，我想在考官面前表现得好一些，不自觉地往前踏了一步，那位长着小白脸的狱警直接从座椅上弹了起来，他后退一步，睁大了眼睛，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朝我直挥手，脸上流露出的窒息般的恐惧，我答案没说完，他就让我滚到一边去。
接下来是告别。我将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郑重地交给大组长，他接过去放进上衣口袋，用手按了按，气氛正式得象外交官互递文件，两个人没有说一些假惺惺的话，对于我来说，监狱生活才刚刚开始。
离开时我背上了一只硕大的编织袋，那里面放着提前的冬棉服和单衣，这些东西是我未来两年的穿着，
犯人们集合完毕在狱警带领下穿过操场，操场通往外面的大铁门是敞开着，一大群细皮嫩肉的新犯在两位狱警的押送下，浩浩荡荡的开进来。我边上一位犯人赞叹不已：“卧槽，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