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一直到集合的时候，大组长还没有来找我，我以为他把昨天答应的事情忘了，不禁有些沮丧，转念又想：至少他请我吃了可乐和小蛋糕，即使他忘了，我还是感激他。
我照例在自己小组里排好队，刚准备出门，大组长“咣当”拉开门，指着我大声说：“你先出来，以后不用在小组里排队。”
他的声音很大，好像故意说给别人听的，说完把手里一只透明的公文包远远地抛了过来，我赶紧接跑过去圣旨一样接到手里。那一刻，我感觉在众目睽睽之下飘然而去的感觉让人舒服至极。
大组长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刚迈出门那一刻，猴子似的小组长看我的眼神非常惊诧。我有点飘飘然，心想：你们爱排多久就排多久，至少我出门不需要三个人胳膊扎在一起走三连环了。没人要求我手贴着裤缝，想甩高一点都可以，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心里虽然这么想，我提醒自己，不要乐极生悲，要克制着自己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们在走廊上恰巧遇到一位过来报数的年轻狱警，看了我一眼，笑着问大组长：“换了新秘书了？”大组长侧着身子，拉了一下我示意让路，“嘿嘿嘿”地陪着笑。
我跟着大组长，一个监舍一个监舍的过去，从小组长手里接过昨天晚上下去的《犯情登记表》，这是大组长每日必做的功课，实际上这功课是狱警的，他只不过代劳而已，那张表是每个监舍的小组长对小组里的犯人一天的动向报告。包括情绪思想言行等，大组长把他们收集在一起加以整理，然后列出需要特别关注的人员报给指导员，这大概也是犯人中“信息员”名字的由来。这些名单指导员一般会作出谈话，警告，训诫等处置。现在，这些表格统一收到我手里的公文袋里，将由我作出基本甄别交给他作最后审定。
早餐，虽然照例是黄米饭配什锦菜，菜依旧咸得进不了嘴，我是非常过份地坐在凳子吃的。
我感觉到了同监舍那些人看我眼神中的不满，在他们眼里，我是和他们一样的新犯，但是仅仅几天以后，我就不用蹲在地上了，这让他们很不服气。
大组长不但搬来几张小塑料凳，又不知道去哪里拎来一张一米见方的塑胶板，不但有了凳子，连餐桌都有了，吃饭瞬间显得有点隆重。
大组长去向值班狱警要了点开水，狱警非常客气的将开水倒到他碗里，动作自然得像是同事。他又从专用的笼箱里拿出一个塑料瓶，拧开瓶盖放在我面前，搞得我好像是个客人。我以为他打开的是腐乳，探头一看却不是，而是一瓶被一层油盖着的黑乎乎的东西，他见见我犹豫，用手指了一下：“橄榄菜。尝一尝。”
这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橄榄菜，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挖了一勺盖在米饭上，学着大组长的样子，将它均匀的抹在米饭上。这饭瞬间有了一股清香，吃起来咸鲜兼俱。
吃完早饭，我跟着大组长在队伍后面一路开到操场。今天新犯们的训练暂时停止，学跳一支舞蹈，叫《感恩的心》，主旨表达犯人们幡然醒悟后向亲人表达浪子回头的决心。
虽然我已经被提拔为大组长的机要秘书，但集体活动我是必须参加的。我混在“老病残”懒洋洋地里跳了两个多小时，分组训练时候退了出来。
今天我的任务是不是学会舞蹈，而是：一，整理犯情，将有问题的人列出来。二，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这当然不是哪位犯人们准备火线入党，而是一位年轻狱警准备进步。
这两项任务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尤其是后者，我无须怎么样的构思，就可以写一篇站在年轻狱警的视角，从思考自己每天接触日常工作的角度入手，探讨这些人为什么会走到监狱里来的话题展开讨论，最后得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结论，从而将自己的认识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我不能让人知道这些任务能够在一个小时就足以搞定，我要装作它们有多少难似的，我要一边写，一边皱着眉头苦苦思索。否则他们会认为这个活太简单了。
只要在“站角”的范围内，我可以选择任何一棵树荫，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产生误会，于是谨慎地选择了一棵就近的树干坐下来，这样，可以确保对面的狱警随时看得到我，我也能随时让队伍里的人，看到我比较忙的样子。
我先把大组长的公文包里的东西依次拿出来，里面除了犯情登记表，还有几支笔，一些打印纸，一张全体名单，一枚集合哨，还抖出一颗青豆。我将犯情登记表撸得整整齐齐，拿出笔纸，将公文包垫在膝盖上，摆出准备工作的架势。
这些犯情表大多是敷衍，都是一两句话：“本小组今日犯情稳定。”“今天a犯说自己想家想孩子。”“b犯担心父亲身体。”翻了大同小异的几张以后，我很快在某小组报告中，小组长举报某新犯口袋里有不明来源的糖果，其中，什么糖果，怀疑是谁送的都写得清清楚楚，另一张写到某某晚上“打飞机”。当我翻到本小组的犯情登记表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犯人某某昨夜一直到十二点未睡，翻来覆去，心事重重，起来拉小便三次。
我吓了一跳，这他妈的说的不就是我吗？但写这些内容的人，他没有想到今天我会被提拔到审阅每日犯情登记表，原来我的一举一动尽在别人眼底。
我把觉得需要上报的情情况列在一张纸上，关于我自己的情况当然得抽掉，然后又将登记表从头到尾审核一遍，接下来拟了一遍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