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餐”在老蔡讲话后的恢复并没有持续多久，又神迹一样的消失。这一次，没有预兆也没有人站出来说明原因，过了几天，巡逻的管教从头顶的走廊经过，一边走一边洋洋洒洒从通气窗往里扔下一张纸，犯人们张开双手将那张飘飘荡荡的纸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则通告，犯人们副食品的购买的数量和金额即日起有限定，从以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到限额每人每月五百，这五百还包括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
看完通告的犯人们并不着急，一是笼箱里还有囤粮，二是以为和以前一样，是应付上级的检查，等风头一过自然会重新开张，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然后半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生，犯人们陪着笑脸问打菜的“长人”和“华叔”，长人白眼一翻，理也不理，“华叔”脾气好一点，接上一两句话：“谁知道呢？还不是要等政策。”
等了一个月后，仍然不见动静，犯人们惶惶不安起来，难道“营养餐”真没有了？看守所不想赚钱？又过了半个月，犯人们彻底死了心。断了念想以后，日子晦暗起来，“笼子”里说话的声音也有气无力，犯人们每天看着“四菜一汤”唉声叹气。
没有“营养餐”的日子里，我现自己的饭量比往常增大了一倍，虽然吃得多，但是更容易饿，显而易见是有“营养餐”餐时候，看守所的大锅菜更会好一些，每周至少还能有一次的荤菜，没有“营养餐”以后，每周只能吃到一次勉强算是荤菜的豆腐或黄豆熬骨头，但毕竟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不同，不抵饿。
小道消息说外面市场排骨已经涨到三十五元一市斤，如此一来靠八元一天吃到肉的机会更加渺茫。往常上午静坐到十一点左右，犯人们开始揣摩今天的“营养餐”是什么品种，如今到这个节点走廊空荡荡静悄悄地的，只听到某犯提审回来，关铁门“咣当”的一声。人在饥饿或者半饥饿的状态最容易引起哲学的层面思考，这时候的人既有“灵性”的领悟能力，也有作为动物的本能属性，无论感官和心灵触角都处于一个最敏锐状态。
自从二月份，我穿着棉袄家居服走进看守所，到这年夏天，时间已经过去七八个月，我已经完全习惯这里面的生活，好像他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十几年似的，这里的工作人员，无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他们的蔑视，呵斥，不可一世，我都已经感觉不到刺痛，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理解他们是用这种态度来表明自己在工作，我想：他们高高在上的态度只为了说明他们站在管理者的角度，而“犯人”是他们的对立面，他们是统治者，犯人们是被统治者，他们是“人”，我们是“犯”，他们是猫，我们在他们眼中是黑暗中的老鼠，他们代表正义和秩序，我的一部分已经被摒弃在荒郊野外。
我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放弃挣扎，耳濡目染中我已经被身边犯人同化，我的立场悄悄生变化，开始同情这些犯人，为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抱不平，我和他们一起讲述着滥俗的黄段子，笑得合不拢嘴，一起肆无忌惮的放着响屁，我心安理得接受了当下的自己。
唯一让我感觉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是，我会花时间去阅读其他犯人一页也看不下去的书籍。看守所里有一种叫做流动图书馆，一个“笼子”里的犯人可以将自己的书籍整理起来和隔壁“笼子”的书籍进行交换，这些书都是经过审查以后才能购买的健康书籍，大多数是《明朝那些事儿》《品三国》等说书类的书籍以及《红楼梦》《三个火枪手》等四平八稳的中外文学着作。在图书交换中，我意外得到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第二次换书时候，我把他们偷偷藏了起来。
新来的犯人带来消息，所长老蔡被带走了，据说贪污几百万。怪不得这段时间看守所的气氛有点怪异，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也都低着头。
我见过一面老蔡，那天是他值班，他站在通气窗上看着319室内。大家没有留意，等他一晃身影准备离开时，我才看到他那张胖乎乎的脸，他认真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有小的怜悯和得意，象一位农村地主看着自己的雇农。
老蔡被带走以后，所长位置空缺了十几天，一位军转的中队长非常积极，实际上他是不可能跨越到所长位置的，在他和所长之间，还横亘着三位副所长和一位教导员，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自觉地担当起所长的职责，管得又全又细，他提倡犯人们业余时间搞搞文娱活动，（按我看犯人都是业余时间）比如朗诵，唱歌来泄他认为的“浊气，怨气”，他每晚必来，为的是组织晚饭后犯人们在床板上“咚咚咚”地原地踏步，并跟随着他的口令喊“一二三四”，他似乎非常喜欢这种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
一千三百多名犯人的嚎叫吓坏了住在看守所周边居民的孩子，有的孩子因此起了高烧和梦呓，愤怒的家长把电话打到市长热线投诉，原地踏步被教导员制止。接下来，刚上任的所长也在喇叭里宣布老蔡的调任和自己的到任，他当然不会告诉我们老蔡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