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着饱嗝思绪缥缈，陷入酒后微醺的感觉里，这是“饭醉”，一餐好饭确实也能起到酒后的陶醉感。
桌席上还剩两块排骨，撑着的胃囊让我有喷出来的冲动，但是我仍然舍不得放弃，和坐牢以前相比，我对任何一种食物都有了特殊的感情，对待每一种吃食，我都象老朋友一般依恋，在那里面，食物是唯一的，最可靠的伴侣，当孤独袭来，你被各种忧伤的潮水淹没，两根火腿肠就具有最好的疗效，因此，当下我对任何的食物浪费都有辜负的歉疚，甚至还有找个塑料罐子，将这些汤水全部装起来留着明早的拌饭的冲动，我的理智轻声细语：你已经自由了。
是的，我再也不缺少食物，不缺少猪油，再也不用羡慕地盯着别人从小罐子里抠出一勺来路不明的猪油扣在米饭上，无须拿两条短裤去换伙房那帮人蒸完鸭子后的油沥，想吃多少猪油都有，哪怕吃头猪都没有关系。即使如此，当站起身离去那一刻，我仍然扭头看着手脚麻利的服务员将剩菜倒进脸盆。这些剩菜，在里面可以美美地吃上三天，一滴汤都不会浪费。
回家的路上，我现自己晕车了，昏昏沉沉睡了一路。
进门之后，家里还是老样子，一股熟悉的久违的家的味道。我回到自己房间，将在酒店换下的短裤掏出来，早上，脱下囚服的我是换上监狱送的“新生服”出来的，但是妻子给我带来了家里的衣服，按照惯例，在酒店时我就把“新生服”揉成一把扔进了垃圾桶，代表着和一切晦气永别，但这条短裤我带回来了。
这是一条女式的运动内裤，面料贴身柔软舒适，大腿外侧的开气特别高，这是完全为了迎合女人的盆骨结构而剪裁的，它同样是监狱犯人的产品，是我通过两碗泡面和另一个犯人换来的，那个犯人是他另一个分监区（车间）老乡给他的，他老乡的车间生产着这种短裤，而他老乡正是车间仓库管理员，负责着短裤原材料的进库和成品的出库。
产品和岗位的结合，才能偷得出成品，据说这位胆大的仓库管理员66续续地偷出上百条短裤，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有份。这种馈赠让其他犯人既羡慕又眼红，大伙儿都明白这种仗义所背负着的风险，一旦被现，就会被带脚镣送严管队。和当年航海的哥伦布一样，但是只要你胆子够大，这样资源就是其他犯人眼中的香饽饽。
在监狱里，拥有任何一点资源的犯人都是其他犯人值得奉承的对象，比如，在外场地没有硬化的边角，用木棍刨开一平方米土地，种上几行香菜，你就是属于有资源的人，你的资源是香菜，讨好你，就是讨好香菜，除了公平的交换，讨好方式，一般就是奉承。
而我这样的“大班犯”，监狱里赶任务的低层车工，只能站在这些优质资源闭环的门外，窥探着门内若隐若现的热闹。每一位资源链条内的犯人总是装作不想被别人看到，又故意让别人看到的姿态，鬼鬼祟祟的显示出资源拥有者低调的优越。
没有资源的犯人想吃到香菜和穿上柔软细腻的短裤，需要用监狱里的硬通——泡面去换取。当然，释放后的我将这样的一条短裤带回家，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
出狱之前的搜身是例行公事的，短裤里的秘密也是众所周知的，大家似乎心照不宣地按这个套路走，无论是犯人还是狱警，都知道出狱的家伙身上的角落肯定藏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记着一些电话号码，这些规定没有实际意义，除非你光明正大的将这些号码写在4k的纸上捏在手里，大多数的电话号码还是能顺利过关的。
我临行前将这些电话号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纸条卷起来象根火柴，将这张纸条缝进了短裤腰部的皱褶里，除非将短裤脱下来对着阳光透视，光凭手感是完全现不了这张纸条的，谁有那么无聊去捏原味短裤呢？
我一共带出了六个或者七个电话。其中三个电话是扮演着喜鹊的角色，给那边的家人们报告已经呈请减刑假释等令人高兴的消息，另两个是要求家人往一张神秘卡里打些数字不等的钱，委托人没有说打给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不方便在监狱亲情电话里透露，亲情电话会被监狱一些部门随机抽查录音，总之，从金额上看，这钱肯定不是犯人自己消费，因此打钱也应归属于好消息。
唯独对打给土豆父亲的电话，我踌躇了很久，在这个电话里，他要化身为乌鸦，告诉土豆的父亲，土豆一周之前被检察院从监狱带回去了，我不确定土豆父亲是否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我希望自己的消息是多余的，这样，坏消息就显得不那么伤人，比如前面已经有人割过一两刀，第二刀割下去就不会太痛。
命运的安排，我和土豆先后关在同一个看守所的监舍里，又鬼使神差地先后分到同一个分监区，由于不同属一个案件，如此关押方式不违反原则。奇妙的缘分让我们在彼此生命中看到自己的倒影，同病相怜的我们建立了崭新的友谊，这是一种纯粹落魄时候的交情，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沟通和认同，没有吃吃喝喝，没有任何物质的示好，即使我们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相信这种交情的基础。
土豆被重新戴上手铐那一刻，面如死灰的他扭头冲着正在踩着缝纫机的我暗哑地喊了一声：“给我家里打个电话。”
这是他的恳求。
我看着他，现土豆还想说些什么，被刚进来的陌生的狱警往外搡着走了。在土豆声音中，我听出了一丝惶恐的愤怒，那一瞬间，我心头剧烈地跳动着，好像被带走的是我自己，我紧张地看着土豆低着头，被挂上了手铐走出厂房，后面跟着两位狱警，三个人从厂房的窗口走过去，消失在往大门方向的墙角，他们会在大门口将土豆交割给前来接应的来人。
这种突然的变化给其他犯人带来一阵小小的惊喜，先前骤雨般的缝纫机声零零落落了，犯人们停下来借机快活地东张西望，低声交流着，庆幸这样的倒霉事情不时落在自己的头上。
值班的狱警老丁从岗台上猛地站起来，叉腰瞪眼地扫了一圈，朝着几个高兴过头的犯人恶狠狠地喊：“你们叉他妈的干啥？摇头晃脑的，是不是晚上想学习？全给我干活！”
一听到骂声，刚围在一起聊天的事务犯中的几个劳动班长迅跑动起来，一边拿眼神睃着老丁，一边跟着老丁一起骂犯人们，好像他们比老丁还生气，但是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就是在虚张声势。
像风刮过的水面，一阵波澜后，犯人们安静下来了，空旷的厂房又响起暴雨冲刷的声音，那是缝纫机运转的声音，一切都没生过似的。
我出狱之前，始终没有接到土豆的消息，犯人们私下议论着他加刑的可能性。
在这个分监区，我和他是属于有份量的犯人之一，我们的罪名有些耸人听闻，这里我不方便讲出来，你如果看下去一定会知道是什么罪名。
其他犯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是既幸灾乐祸又好奇，我们两个是主流社会的反面教材，是普通犯人们反感的对象。
监狱里，犯人们将这种被办案单位带回去的倒霉蛋叫做“押回重审”，它意味着被带回去的犯人大概率又被查出了没有交代彻底的余罪，加刑的可能性占了百分之五十，也原路去原路回的，那是少数。
我听到一些资深的老犯们介绍，在这些年之前，很少听到“押回重审”，只在近几年，这种现象才多起来，有时候一个分监区有十几个犯人“押回重审”。
让犯人们战栗的是，“押回重审”的犯人需要重新计算减刑考核分，以前无论多少减刑的积分一笔勾销，对于需要减刑的犯人来说，这不亚于被佛祖一掌打入地狱，因此，“押回重审”是监狱里犯人忌讳的话题，有些犯人因为这一句话而大打出手。
这个时候，老犯们往往象村子里的长老，背靠着监狱的围墙，两眼目视着夕阳，用阅尽沧桑的口吻来一句：“牢是越来越不好坐了啊！”
搞得好像以前的牢很好坐似的，我认为，牢一直是不好坐的，但不值一驳。
当然也有“好坐”的牢，离这里有一万五千多公里，在荷兰坐过牢的偷渡犯的嘴里，那里简直是另一种的休假的天堂。网球场，下午茶，咖啡和cake。你如果对这种休闲产生了厌烦的情绪，那就去干活，工种由你自己选择，而且同工同酬，有些人出来以后带回一大笔钱。
他的吹嘘让一些犯人对到荷兰去坐牢，充满对天堂般的向往。
我有土豆父亲的电话。监狱里的犯人之间一旦建立信任都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情况，以备有个照应，交换彼此亲人的电话是最基本的操作。我拨了土豆父亲的电话，电话呼叫两声，没人接，我就揿掉了。我并不想背负这个报丧的责任，这一切已经与我无关了，我现在是自由人，接下来是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新的征程。
我浑身轻松打量久违的熟悉的卧室，东看看西瞧瞧，寻找着残存的气味。我拿起一本《百年孤独》躺倒在床上，装模作样地看起来。这本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印刷的版本，我早已忘记了书中的情节，随随便便翻到了本书的第291页的第二段，上面写：“已经三个月不下雨了，天气干极了，但是当布朗先生宣布他的决定以后，整个香蕉种植园立刻下起了一场暴雨………政府通过所能运用的一切宣传机器，千遍万遍地在全国反复重声，于是，一种官方说法终于站住了脚………马孔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不会生任何事情的，这儿是幸福之邦。”
妻子已经替我换好了崭新的被褥，很快的，睡意笼罩。我躺倒在松软的床上，像飘在云里，妻子进来了两次，笑意盈盈。
我对妻子说：“一切都是老样子，时光好像停滞了。”
当夜，我睡得很熟。